本站原创为谋求经济与环境的深层沟通与对话,2012年6月9日至10日全国第二届“经济与环境”高端学术对话在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对话.与会学者围绕“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现了我国经济与环境研究的前沿动态和与会专家学者们强烈的学术使命与严谨的职业风范.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还是统一
王小锡教授从分析经济的重要范畴——经济自由概念入手,认为在科学、理性的自由观视阈下,经济自由应该是人的理智与深层心理相统一的真正的经济意志自由,是在经济行为主体各自认同公共自由并坚守规律、规章、法律基础上的真正的经营自由；并在借鉴刘湘溶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实现经济自由与环境保护是内在统一的,认为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清洁生产就是理性生产,高效生产,是负责任的生产,这体现了真正自由的经济境界.
陈泽环教授阐述了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是钱穆经济文化观的基本要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文化观不仅注重以德导利、以义制利的经济精神,而且注重“天人相应”、“物我一体”的生态精神,追求“天长地久、福禄永终”的生态道德境界.传统经济与传统生态是内在统一的,在当今人们物质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我们要坚持把经济繁荣富强作为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走一条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卢风教授从拷问“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能确保大量消费吗”开始,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与理论佐证,得出了“为走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必须大幅度减量”的科学结论,紧接着又对“市场经济可否自然导致经济非物质化”问题进行了道德发问,通过详实而具体的数据材料论证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迄今为止的全球经济仍然是物质经济.最后,他论证了生态文明的经济结构应该是：稳态的、清洁的、生态化的物质经济+逐渐增长的非物质经济,得出了只有“走向生态文明才会有健康的非物质经济”的科学结论.
二、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该负哪些生态道德责任
乔法容教授认为企业是循环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要遵循“减量化”、“洁净生产”、“再循环”、“再利用”、“生态化”等道德要求.
王建明教授认为企业是地球生态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又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责任者.它对公众、社会和自然均负有不可推卸的生态道德责任.
王小锡教授在指出实现经济自由的路径时也强调企业要确立经营责任意识,认为企业应肩负清洁生产的生态道德责任.
郭建新教授认为,企业的道德责任可分为基本道德责任、条件道德责任和崇高道德责任三个层次,其中基本道德责任要求有害的“三废”排放不能超过《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条件道德责任要求有害的“三废”不应排放或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内最小量地排放.
三、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
郇庆治教授认为中国环境现状中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对经济主义“发展”至上性或超价值审视的误判或短视,正是这种无原则或价值中立的“发展”已经并且正在带来诸多的生态、社会与文化问题,要走出这种时代困境,必须从确立发展的边界开始‘寻找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绿色道路,即进行重建、促进社会政治主体的意识觉醒及其变革、强化环境政治及作用.
曹孟勤教授认为,现代人在征服、控制和支配自然的同时人为地破坏了物的自由,导致了生态危机.他运用诸多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自由”的经典论述,指出“人自由也让物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路,认为应从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深层路径去探寻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良方.
包庆德教授则从分析“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人手,认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异化现象,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最现实具体的根源,克服异化消费的出路是建立一种积极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并实行适度的消费方式.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对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特别是消费行为进行生态约束、引领和规范.
田松教授认为在工业文明的社会框架下,资本是一切的核心.把自然充分还原成一个个基本构件,对自然进行严格的操控,是最高效获取利润的方式,也是最高效破坏自然主体性,从而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方式.而在有机自然观中,世界是由生命构成的,这些生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鉴于此,他指出现代性所遵循的机械自然观导致了人对自然的主宰与滥用,机械的自然观只有向有机或整体的自然观转化,才能确立生态和经济的基础.
周林霞教授认为农村城镇化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广大农村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沉重代价.她指出,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强调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的构建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城乡统筹等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生态规导机制.
四、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能否成立,转基因技术对环境有何影响
孙春晨研究员通过对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价值中立”辩护观点的逻辑分析,不但发现了其内在矛盾,而且从中找到了经济学离不开价值判断的有效论据,并结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事实,充分论证了“经济学的价值中立”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肖显静教授认为当今的转基因技术破坏了生物的完整性,对人类的机体与生活构成了不确定性,有可能造成相应的环境影响,并蕴藏着损害环境的巨大风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有悖于生物中心主义,而其应用则又有悖于生态中心主义,与环境学的要旨相背,应该警惕.
五、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城乡关系是否符合“经济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要求
王露璐教授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经济层面与环境层面的种种“不公”现象,并结合古今中外“经济正义”、“环境正义”的经典理论及相应法规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环境发展态势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事实进行了系列考量,指出“经济正义”与“环境正义”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统筹城乡发展的两个基本问题,对其进行反思是促进经济与环境面向实践的基本路向.在此基础上,她把经济正义和环境正义视为转型期我国城乡关系的之维,为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经济视角与环境视角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指南.
责任编辑：杨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