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10年4月23－25日,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于扬州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共同主办.来自美国威斯康星马奎特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外130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150余篇.与会代表在广泛交流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就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诸多前沿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其危机、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及其对策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探讨.
一、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梳理和认识,关系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一话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高度关注.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开幕式的致辞中首先总结和肯定了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文学理论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目前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进程,期望拥有一个逐渐走向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生态良好的理论环境.他指出,对于文学理论自身来说,理论的创新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创新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是看客观的社会条件,它是否充分赋予我们了这种可能,二是从主观方面看,我们是否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成立身的准则、立言的规范,把它看作一种我们内心的需求.涉及理论的创新,还需要思考文学理论自身的生态问题,也即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文学理论急需通过文学创作的新的实践,提出当今理解不同文学现象的种种新观念、新方法,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创新少而又少.这些方面,都关乎理论自身的丰富与理论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在肯定新时期30年来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绩时,谈了当下文学理论所存在的危机及其应对的办法,他指出,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二是文学理论面对蓬勃发展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三是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浅表化问题.认为应对这种危机的方法是要追求文学理论的当下性,加强文学理论学科与别的学科的关联性研究,提倡文学理论的文化历史语境化.周宪(南京大学)从学术研究的体制化方面反思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他认为,目前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缺的是创新性的理论建构,从量上看,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从业人数和成果产出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但有影响的、可与西方比肩的思想和理论却少得可怜.如果我们反省这个问题,与今天高度体制化的学术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文学理论在高度体制化的条件下,已经融为体制的一部分,存在许多问题.他强调,理论的本性应该是反体制的,至少应该是与体制保持距离的,如果理论本身能够突破或改变体制的现状,这将是理论自身良性发展的必经之途.崔茂新(曲阜师范大学)也从学术体制角度对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文学理论目前的困惑与学科自我定位有关.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基础理论,只是特定文学经验的反映和概括,作用只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和今天的文学.这种功用,作家和读者都不需要,只有对搞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才是必需的,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的知识,为文学研究提供学理依据、批评技术及相应的专业话语.只有解决了学科自我定位的问题,我们才能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提出明确的要求.
二、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
文学理论的不断推进和发展总是伴随着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更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异军突起,至今风头正劲,对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文学理论的前沿热门话题.本次会议不少学者交流了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姚文放(扬州大学)从“文化政治一的高度阐述了其对晚近以来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后现代转折,他认为,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政治,其核心问题都是权力问题,区别只在于,社会政治重视的是社会权力,而文化政治关注的则是文化权力.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转折：首先,如今的文学理论从大写的、单数的、宏大的学术理论发展离析为小写的、众多的、微细的学术理论,其次,文学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零散性、片段性和例示性,成为若干概念、术语的集结,不追求概念、术语之间的关联性和连续性,也不讲求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和内在逻辑；再次,与文化政治的内涵相对应,如今的文学理论更加突出活动性、行动性的品格,而这一品格往往聚光于文学解读和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麦永雄(广西师范大学)从历史诗学的维度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经济史与文化艺术史的关系进行考察,他认为,詹姆逊、福柯、波斯特、德勒兹等人对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尤其是赛博社会的发展特点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图式,他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对话与理论互补关系,构成了话语语境.这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当代文艺美学形态的建构具有思想启迪意义.张开焱(湖北师范学院)提出了社会意识结构模式与作家精神人格模式的关系问题,而作家的社会精神人格构成实质上是社会意识结构在作家心理内化和个性化的结果,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对应性,不同作家认同社会意识结构的不同层面,由此构成了其主导性社会精神人格类型.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则从“文学与记忆”的关系出发,回答为什么写作的问题,重申文学的文化批判的立场.
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变迁的回顾与梳理,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马大康(温州大学)认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 键 词 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在这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的变更.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有不相容性.文学生产取代文学创造,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刘锋杰(苏州大学)梳理了上世纪70－80年代文论发展中去政治化的四个主要阶段,对其中第三个阶段80年代中期的文学“向内转”论争及其策略进行重点考察,他认为,既不能简单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也不能回避或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当将“文学想象政治”视为一种新的理论出路.汪正龙(南京大学)将“文学是入学”与“文学是语言艺术”视为新时期两个最主要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考察其演进与会通的历程.
三、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本次会议涉及众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讨论.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学理层面上深入地剖析了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认为,文艺固然是作家艺术家有意识地制作出来的,但是,正像科学技术不是意识形态一样,并非所有有意识制作出来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在今天,如果有人继续宣称文艺属于意识形态,除了重复过去的旧教条以外,可能是想借此对艺术有所要求.这当然是文学评论者的一种选择,但这并非是对文学“本质”的揭示.它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由于特定的语境影响,才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文学艺术都是一些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赵宪章(南京大学)在讨论中也持类似的看法.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与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孙文宪(华中师范大学)强调,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关注其“问题域”,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论域是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实践来看,是在资本现代性的语境中,分析文艺审美价值的产生、接受和判断机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文艺理论与一般的现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区别,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特点.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处于“失语”状态,源于批评理论的创新能力不足与实践品格的被弱化.应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严格区分的基础上,回到两个文本,即马恩的批评文本与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本身,从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品格.同时,应该努力造就一支能适应现实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队伍.
文学批评观念制约着文学批评实践,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反思.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呼吁构建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他认为,构建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及其主导价值取向不仅是时代和现代社会的需求,而且也是文学批评的内在需求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批评是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作为自身的自觉追求,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单正平(海南师范大学)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特别是商业化批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提出在文化已经高度商业化的时代,批评家的社会角色究竟如何定位等问题.王珂(福建师范大学)认为,当今要成为一个称职的诗评家,必需过四关：学识关、修养关、学理关和感悟关.
文学史理论关系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佴荣本(扬州大学)从创作主体的心态人手,考察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它是如何作用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的发展,文学史家应如何把握创作主体的心态.他指出,创作主体的心态包涵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主要由人生观、历史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二是由审美态度、艺术追求等制约并构成的创作心态,三是由作家写作时的心境制约并构成的写作心态.创作主体的个体心态、群体心态与文学发展的联系应该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庄锡华(深圳大学)认为,文学史书写应有两个维度：审美的维度与历史的维度.审慎地处理历史要求与审美要求的矛盾,求得审美维度与历史维度的动态平衡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原则.
四、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一直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镇.在本次会议的研讨中,既有对古代文论具体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又有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毛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文学对真理的审美关系角度重新认识“思无邪”这一范畴,他指出,对“思无邪”应该超越后来作为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观念,还原到孔子的思想,置于艺术与真理关系的认识论高度加以理解与阐释.方锡球(安庆师范学院)对胡应麟的“诗变”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认为胡应麟是格调论诗变论的归纳者和完善者.姚爱斌(北京师范大学)通过对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与刊本的比勘,深入地分析了其“境界”说生成的运思轨迹、学理机制和丰富内涵.赵奎英(山东师范大学)分析了庄子语言哲学中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认为其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人手可以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侯文宜(山西大学)、李有光(湖北师范学院)、胡海、杨青芝(河北大学)等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古风(扬州大学)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论“走出去”的历史和现状,呼吁中国文论要“走出去”,从而真正形成中西对话的局面.
西方文论对于我国现当代文论建设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王宁(清华大学)在发言中清理了“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他认为,要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必须有如下几个标准：(1)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其影响是否超越了本国、民族或语言的界限；(3)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5)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研究.苏宏斌(浙江大学)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予以解读,指出艺术终结论的根源在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艺术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用感性形式来表现绝对理念,而恰恰是绝对理念得以显现的本源性途径.哲学永远不可能代替艺术,因为艺术恰是真理的一种本源性发生方式.徐放鸣(徐州师范大学)则从原生态诗学出发反驳了艺术终结论,认为艺术不会终结,其原因在于原生态质的存在是文学艺术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保证.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剖析了马尔库塞的艺术政治观,指出艺术与政治、审美与革命在马尔库塞那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重视审美与政治的内在统一,这种独特的艺术政治观可以使他更好地表达对于既有社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