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针对新任校长们“N不”承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者认为,不搞业务的校长怎会是好校长?而赞成者则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校长!”这表明在我国教育界,怎样才是一名好校长并没有形成共识.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大学校长这一角色的定位一直有些模糊,通常而言存在三方面问题.
其一,校长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由于我国大学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从副厅到副部不等）,因此,无论是校长自己,还是学校师生、社会舆论,都把校长定位为官员,而不是教育家,这导致校长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首先是官员模式和行政思维.
其二,校长是优秀学者,而非杰出的教育管理者.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选拔校长时,学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标准.近年来,这一标准甚至越来越高,当选者是院士成了基本要求.但从校长的职责看,学术能力并非第一位的要求,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才是基本要求.
其三,校长不是专职,而是完成工作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校长一边从事校长管理工作,一边开展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其结果是,校长没有当好,其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往往只是以校长名义而由其他人（校长课题组成员或学生）完成,这催生了学术不端和“权力通吃”——近年来,已爆发多起校长与学生共同署名论文、查重事件,事发之后,校长声称自己“不知情”；再就是,校长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和教育利益,制造学术不公平和学术腐败.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应是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道理很简单,校长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管理好一所大学.为此,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遴选校长（不愿放弃学术和教育工作的,可自动放弃遴选）,并按这一要求考核、评价校长（只考察校长管理学校的业绩,而不再考察校长的学术成果和教学业绩）.去年年底,教育部在两所直属高校试点校长公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明确提出,选拔校长要坚持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标准.但从具体的选拔委员会构成和选拔程序看,还没有真正做到.
把校长的工作界定为管理大学,实行校长职业化,首先,应当对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做出制度化的规定.去年以来,我国已有多所大学的新任校长宣布,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带研究生,全身心投入校长工作,这是对校长职业的“回归”,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好评.但这只是校长的个体行为,从建立现代大学出发,有必要作出制度化的规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有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即便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国家,从利益回避出发,校长也往往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大学宣布在校内推行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主要措施是：校长不再担任学校学术委员会职务.从表面上看,这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从本质分析,这并不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其中最关键的是,校长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本来就没有多大学术权力的学术委员会只具象征意义.如果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作为行政执行人员参与学术委员会,不是可以更好地执行学术决策,为教授们怎么写作吗?所以说要做到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第一步应当是校长职业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
其次,应该建立能独立运行、发挥作用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我国一些高校已有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可是,这些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基本上挂靠在学校教务处、科研处或研究生院,活动并不独立.另外,这些学术机构不像国外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他们作出的学术决策,行政机构必须执行——学术委员会既不独立,也没有权力决策,其结果是行政治校、治学一把抓,行政主导了学校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