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调查研究如何返璞归真
中国古代那些励精图治的官员,为了体察民情,也懂得微服私访.而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种地动山摇的巡游,又耗国力又扰民,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今天的官员,如果以调研为名,行出巡之实,也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对不对,好不好,说到底还是要由老百姓来感受,来判断.调查研究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难免自欺欺人,误国误民.所以,不论到什么时候,要想把事情办好,还是应当采取万里那种工作方式,让调查研究返璞归真.
大学校长的人格与一流大学的创建
近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充盈,但真正在国内外有口皆碑的大学校长却很少出现.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大学校长,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司徒雷登,还是刘道玉、罗征启、江平这些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是很好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还要看能不能营造一个让真正的教育家充分施展教育理想的环境.如果体制不能保证大学校长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在党政官员面前总是矮三分,一流大学是建不成的.
司法不公的寒蝉效应
有人把法律和道德看成不相关的两个领域,认为司法行为无须为道德风气负责.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司法行使的是公权力,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力极大.司法公正,是维系社会健康的底线.社会健康,人们才愿意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司法结果不利于做好人,好心人无好报,社会道德风气必然恶化.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我想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法官的水平不高,枉判糊涂案；二是法官与一方当事人有利益纠葛,不想秉公判案；三是司法不独立,党政权力支配了司法审判.“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我想不是出于第一条,就是出于第二条.但这只是一起民事纠纷.至多给当事人带来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还有一些司法不公表现在刑事审判,败诉的是正直的律师、说真话的记者、败的义士、维权的公民.颠倒黑白的判决,使得人们畏于关心公共事务,不敢行使公民权利,使得国人明哲保身,形不成公民社会.这种寒蝉效应,在更深的层次上败坏着中国人的公德,这是更加令人忧虑的.
自欺欺人的“显著提高”
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不需要普及,也不可能普及.数量的多少没有意义,只有质量的高低才有意义,特别是博士学术水平的高低,乃是一国科学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志.中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不到30年的工夫,质量的堤坝就溃塌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中国教育之痛.
中国研究生院的院长们坐在一起开会,如果能正视现实,认真反思,总结教训,寻找对策,或许还能让公众看到一点希望.但院长们竟然以“整体质量有显著提高”的说法自欺欺人.鸵鸟固然可以选择把脑袋埋进沙子里,但这能改变臀部的形象吗?
十年前的美谈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每一件有突破有创见的作品问世,背后都有一段思想解放的佳话.作者写出的有创见的作品需要勇气,机构传播有创见的作品更需要承担.不论是新闻出版,还是艺术学术,机构负责人的胆识对于思想文化的创新至关重要.他们有胆识,好作品就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无知和怯懦,会使好作品不见天日.今天回顾思想解放的历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今人找回承担的勇气.郑惠、牧惠、龚育之先生已经作古,但他们曾经为催生好书做出的努力,后人不应当忘记.
史学创新的动力
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类不可遏制的心理冲动.最近我看了一张光盘,是波兰著名导演瓦伊达晚年导演的电影《卡廷惨案》,深为震撼,对这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大批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惨案”发生于1940年,是苏联在卫国战争爆发前的重大丑行,为了歪曲真相,指鹿为马,几任苏联政府也算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波兰人半个世纪不屈不挠,最终还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各国情况不同,中国也有许多需要还原的历史真相,史学家只有拿出勇气,为之努力,才算不辱使命.
信史不彰,遂使传奇流行
记述中国当代高层政治的真正称得上是信史的著作,在图书市场上十分稀缺.究其原因,一是写作难,二是出版难.颇有成就的史学家杨奎松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做历史研究难,做现代史的研究尤其难,在当下做现代史的研究更是难上加难.”之所以难,在于真正的史学家既不肯让史实屈从于权力,也不肯让史实屈从于利益.于是,形成了党史、国史领域信史稀缺的局面.
一般读者,不但想知道古代的宫廷秘闻,也想了解当代的红墙故事,这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文化需求.信史著作难以成书公开出版,有些问题只能在专业期刊进行学术讨论,进不了大众的阅读视野.于是,那些传奇和演义,那些带有一定文学想象成分的“纪实作品”,就填补了这个巨大的阅读空间.
好在信史虽然不彰,但还不等于没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是一部深刻而生动的信史,一出版便得到有识者的青睐,继而获得舆论的好评.我想,如果这样的著作能够多出版一些,得到推广,切实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读者轻易被传奇所俘获的格局才能有所改观.
（摘自重庆出版社《永远的质疑》 作者：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