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讲坛”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全校通识选修课程,由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协会副会长、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教育学部向蓓莉副教授、张莉莉副教授联合主持.讲坛旨在传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与治学精神,使学生得以借鉴跨学科视角与方法,培养鉴赏力、判断力和创造力.2012年以来,讲坛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学术造诣深厚,有较强影响力的女教授,讲述她们的成长故事、学术历程、人生智慧.通过这些杰出女性教授对学术和人生不懈奋斗、追求卓越的“亲身示范”,传递给当代大学生一种学术精神和人生理想,启迪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讲坛广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好评,本刊《人物》专栏将陆续刊登主讲教授的精彩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主讲人简介]张厚粲,1927年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并且留校任教,1952年经过高等院校教育的调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国际心联副主席.2005年台湾辅仁大学授予张厚粲先生心理学博士学位.张厚粲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实验心理学、人类的认知以及心理和教育测量.她首先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在心理统计和测量方面,她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的教材,率先开设了心理测量的课程,组织修订中文标准推理测验、韦氏智力测验,编制中国儿童发展量表,使得测验在我国广泛地应用和发展.张厚粲教授不仅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培养了很多心理学研究人才,是我国心理学界公认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一、走进心理学
我是在初三即将毕业时想要学心理学的,并且一学就是几十年.当时那个年代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都讲科学救国.尽管道路坎坷,我还觉得,我就是要学这门学科!
读书的时候我是个比较淘气的学生.我在京城最好的学校念书（贝满女中,现在的一六六中学）,但我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我对当时老师的教学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不了解我,自然也教不好我.所以,我就想寻找一门能探索人心的学问.记得高中毕业时,同学们填报的志愿大多是化学、物理,当老师问到我时,我坚定地说：心理学.老师们都很惊奇且有一些遗憾,他们觉得我应该上数学系,可我就偏偏喜爱心理学.
进入大学后我才真正开始学习这门学科.尽管我国古代有很多心理学思想,但科学心理学却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回来以后有几个学心理学的,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先生,他师从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冯特是实验心理学之父,心理学的鼻祖,他的中国学生就是蔡元培.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另外一位教授陈大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那时起（二三十年代）,小学到大学,做了很多测验,最早的测验是由美国人做的.那是1915年,他们测到底是美国儿童智力高还是中国儿童智力高.中国500个孩子参加了测试,结果是中国的孩子智力高,他们不敢往外宣传.但是,现在要仔细分析,我们是在哪些方面强?我们发现,中国儿童在小时候是不错的,但到了大学以后,需要创造力,咱们就差了.中国儿童的创造方面比较差,基础知识比较好,这我们现在都承认.通过我举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心理学还是比较兴盛的时期.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之路.
二、历经战乱,沉浮中坚持选择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外国人都走了,我们都迁到西南联大,整个学术也因战乱衰落下来,心理学更是如此,它毕竟在当时是小学科、冷学科,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挺过来了.1948年我在辅仁心理学系毕业时,我们班就三个人,不过人少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你怎么考都是前三名.但当时我是第一.后来我因为成绩好留校任教,我们的系主任是德国的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本就起源于德国,而他就是冯特的徒孙这一代.所以说,我们学的是正统心理学,基础打得非常扎实.
抗日战争时,心理学就停滞了,但解放后,心理学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强调政治,政治跟学术没有分清.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学唯物主义,认为心理学是唯心的,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一直被打压着.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把心理系给取消了,几个学生都并入了教育系.另外,此时不光批判心理学是唯心学科,更给它扣上了“反动”的帽子,还把辅仁大学来的老师和学生都打成了反动派.
我出身不好（因我是张之洞的孙女）,是官宦家庭,从教会学校毕业,又在学反动的心理学,当时的境况十分不好.但我还在坚持,因为我相信这个学科虽然现在遇到一点困难,但我很坚定地认为只要把这个学科学好,对教育和教学都好!我就这一个想法,所以就坚持下来了,我什么都不争,只是为了事业.
1958年第一次挨批判,从北师大开始,叫拔白旗.我才30多一点,现在看来30岁不算什么,可能才是研究生.可那时我已经是教了很多年书的老师了.因我21岁就开始教书,是年轻的“老”老师了,所以我是个大白旗.那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版拔白旗,我就是那大白旗.此外,《光明日报》还出了两本批判集,原来图书馆还有,后来被收起来不让看了,因为确实不合理.大家对我的批判里,有一条说我讲课好.因为你讲课放毒,你讲课最好,所以你在毒害学生,毒害最深.可能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并不能理解我的这段经历,连我自己都想不通.
心理学在“”时就更糟了,由姚文元开始,把心理学打成了伪科学.那时候批判是不能上前辩驳的,说你是检测的、伪科学,就已经给你定性了.这时,很多人都说心理学死了,教心理学的老师命运也凄惨,有老师了,有些年轻老师转行了,因为心理学系整天出麻烦.而且当时老师多半都下乡了,我因为家里有个小女儿没人照料,所以没让我上干校,不过我也在生物系的农场里干了一年,冬天在图书馆里搬白菜,搬了一冬天的白菜,又在物理系的小工厂做了两年下线工.直到1960年,局势才有所缓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门学科,觉得心理学也还行,能解决很多实际遇到的问题.北师大做了一件影响了全国的心理学界的大事——成立了心理学专业.1960年时我们还完全归教育系,只开设了一门普通心理学,后来才有儿童心理学,但只有我一个人是心理学出身.领导开课时问我应该上什么课,我说上实验心理学.“好,你上!”我说得上统计心理学.“好,你上!”结果和领导协商后,每门课都我上,可我也不能直接上,毕竟年头过了,我也需要准备、学习,所以那时候我是一边学、一边教,四个年级的课都是我上.也就是那些年艰苦的岁月,从1960年到1965年,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像林崇德、郑日昌、程正方等等.
心理学得以恢复,我真的很带劲,什么都顾不上了.那时小女儿刚出生,学院产检测是56天,之后我就把她送托儿所,自己马上去工作,那么多的课需要我上,我根本顾不了别的事.即使系里就我一个人,我也高兴,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尽我的努力来培养一批好学生,振兴心理学科.
之后到了“”,大家知道“”时不能看外文书,不能读英语.心理学又没有了,没有书,也没有笔记,我就凭脑袋了!那段时间也是异常的艰难,生活的苦都可以忍受,唯独专业发展的瓶颈,让我从心底觉得难受.
北师大的心理学系发展很坎坷,但我总是在里头,还是很重要一员.每次遇到批判,总是先批我,因为我出身不好,而且就一个人还在坚持着这门学科,所以错都是我的.我也没什么可以辩护,我根本不在乎那些,我就是从心里爱心理学,跟它共患难,有了感情.
1978年以后,直到1985年,全国只有五个心理系：北师大、北大、华东师大、杭州大学和华南师大.再看这些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三十年里,心理学的发展可谓蓬勃向上,现在有200多所学校都开设心理学的课,可能还不止.心理学从那个被打倒的伪科学,真正站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学科.应该这样说,有如今的成绩是非常不易的,幸运的是在这其中一直有我!前面一段艰难的时候我参加,后面好起来的一段我也参加了.我跟心理学那是纠缠不清的.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身体好,基因好,小时候运动好,营养也不错,教育也好,这都是我好的地方,还有我心态最好了,我就这样子一直挺过来了.
三、学科恢复,曲折中求发展
谈到心理学的恢复,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在杭州大学,由陈立老先生主持,办了一个全国各校心理学老师来学习实验心理学的班,培训实验心理学.讲课的老师有北大的,北师大的,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总讲认知过程.我讲课很受欢迎.科学院的人不大会讲课,闷头只讲实验,与学生没有互动.我就不一样了,我最初学心理学就是想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学得更快更好,所以,我上课很注意学生的反应.那一拨学生后来都从事了实验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是博导了.这些学生里面还有年龄比我大的.这是我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班,对心理学的恢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二,1979年在全国心理学大会上,大家都意气风发,觉得很高兴.而我这人就爱多事儿,我想,心理测验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小分支.（心理学）都恢复了,为什么这一支不恢复呢?因为这一支是在“”挨批挨得最厉害的,当时只强调人的阶级差异,不能说人有其他差异.“”的时候,测验在最底层,被批判得最厉害.现在是不是能够让它“重见天日”了!我就跟湖北大学的一个老师说：“你跟我合作,我们起草一个文件.”于是,我们俩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心理学恢复了,心理测验作为它的一个分支也应该恢复.在那次大会上,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承认我们是对的.但是怎么做?谁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有一部分人还心有余悸,虽然我说的大家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人做.那怎么办?我说还是我来吧!
我就去找我的老师——林传鼎,我的测验课都是林老师教的.我跟林老师商议,林老师说：“行,你来安排,我来上课.”再加上北大的吴天敏老师,我们三人于1980年5月在武汉办了一个测验班.我就敢那么干.全国老师大概来30个人吧.林先生讲智力测验,吴先生讲比纳测验,我教统计.解放以后,教育系都是文科的,所以谁也不会统计,可是你要真学测验,不会不行,所以我就想啃这块“硬骨头”,第一本心理学的统计书就是我写的!坦白地说,我上这门课很不容易,那时只讲到很简单的描述统计,后来统计学本身发展了,我也得学,再把心理学的知识加上.我讲统计,另外两位老师讲测验,我们这班运行得挺好.那拨学员也是后来全国心理测验的主要人物.
这两个班把我国的心理学抬起来了,这些老师是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一回去就起作用了.我在这其中也做了点好事,帮助心理学建立起来.并且在那个班里林先生讲完测验,国外的韦氏测验也引进中国,我们又组织全国学习了韦氏测验,中国的第一个测验就开始了.
从1980年后,心理学真正恢复,一直到现在,各地都发展起来了.
四、教改之机,润物细无声
众所周知,高考刚恢复（1978）时,一切百废待兴,连考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那时考大学是事关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考上就能有好的前途等着你,考不上只能回农村.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我在上78级本科生的统计课时,需要分析高考的数据,可当时国家是保守的.
后来,教育部认识到国家的教育改革要来了,于是把美国的ETS请到了中国,把各省高招办的主任和负责人都请来听ETS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报告会.当时因为我做统计,所以也给了我6个名额让我去听报告.但因课程多,我没去,就安排了几个学生去,学生听完回来跟我汇报说讲得还可以,但底下很多人听不懂,学生们把他们不懂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交了上去,可在会场并未得到答复.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心理系领导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跟外国人联系,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后来才得知原来那些外国人看完我的学生提问的纸条后就过来找我们,想要跟我们座谈.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外国专家看见这有几个明白人,还能够交流,有了像样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进一步跟我们沟通,我觉得是件不错的事,就把学生召集起来,让他们认真准备.当时我们有两个英语特别好的学生,我让他们准备一个欢迎辞和一些主要问题,另外一些学生各自也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等到外国专家来时,他们坐一排,我们坐一排,高教司司长就坐在我对面,而且还指定了一个外语学院的老师做翻译.外国专家讲完了我就让学生讲,提问题请人家回答.他们的回答学生们都能听懂,我也不插言,当遇到我认为比较晦涩的问题,我就补充几句,就这样,我们很友好顺利地谈完了.之后,高教司的司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几个学生.我回答说还不行,他们连三年级都还没念完.另外,那个外语学院的老师因为不太清楚一些专业词汇,其实翻译得是不够准确的,可我们的学生都表现得特别好.那次我们非常成功,给北师大争了光,也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之后我们就跟教育部、教委联系上了,索要了高考数据,我们需要做分析、做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改革.我们提出增加题型,选择题、判断题都是我们提出来的.后来,我们又干了几年,因为改得好,还成立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是从高教司分出一些人成立的.我们和高教司合作得很好,那时官员很虚心好学,我们也尊重他们,相互配合很好,所以,因为高考改革这件事情,我们还得了教育研究的一等奖.
再后来,我们终于从教育系分出来了,心理学系正式成为独立的系科.国家提出来,教育要适应科学,科学要走向应用,心理学也跟着走向应用了.像现在的公、其他资格考试,都看到了心理学的用处,渐渐地,心理学就走向了应用,我们这里现在也变成应用心理系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师大的心理学就是应用,因为我的想法是心理学走向社会,社会各个方面要认可心理学.原来毕竟学生想来学,家长还有防备在里面,但是现在家长也都支持学生学心理学了.现在心理学在社会各界广泛得到应用,包括教育学,也不能忽视心理学,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另一方面,我想讲的是心理学的对外交往.心理学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成功,跟国际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国家说要赶上国际水平,甚至超越国际水平,而心理学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1978年、1980年,科学院派出一个团,共4个人前往德国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在会上,申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大有发展,外国人也认可了.1984年,我国开始正式作为一个会员国,每次大会都需要派出2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出国是很不容易的,自1979年起我就有三个机会,但都因我出身不好,得不到学校的信任,都被否定了.到1981年我向学校力争,并保证返回,学校才让我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大家知道我的确不会跑出去,之后就不太限制我出国了.1984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心理学大会执委会,并被选入了执委.全世界现在有七八十个国家都是会员国家.我们从1984年进去当执委,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始终在执委会里没出来.中科院心理所的荆其诚老师,当了八年执委,到1992年当选国际心联的副主席,1996年他才卸任.我一直是代表,1996年进入执委,到2000年,我又当选为副主席.之后,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张侃接任我.中国从1984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们都在执委会里,并且中国有三个国际副主席.
当然,我们能够连续做执委,跟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地位提高,他们不敢小看中国,这个很重要,这是一条；别的学科没有,只有心理学这样,那就跟心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地位真的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给我们做后盾,我们也争气.
心理学从过去,从伪科学到现在的面貌,几十年打造取得这样的成果真的是很不易.尽管我一直在被限制,但是我觉得也还挺高兴的,我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死,而且还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说历史,讲故事.我很高兴,因为心理学的发展我比谁都清楚,所有的活动我都参与了.在这其中有苦难,抛开个人的得失,心理学的成功有我一份,我觉得无比骄傲!今天,我跟大家讲心理学,是因为我跟心理学经过了这么一条坎坷的道路,但是现在都过去了,说句玩笑话,中国的心理学比我发展得更好!
五、做敢于表达、勇于争取的中国新世纪妇女
我觉得妇女做出来的成绩,更不容易.不仅是说我们的生命条件、身体条件,在家里管的事儿多,而且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有点儿受压.我在心协的时候,当了两次副理事长,始终没能当理事长.因为我是女人,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男性更合适.但不是人家说我们不行,我们就真的不行,我们需要争取.
我再告诉大家一件得意事,作为妇女,我是1983年的三八红旗手,又是妇女委员会主任.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在这个会议之前,1993年的一次大会上,就说世妇会要在中国开,这表明我们中国的妇女运动搞得好,妇女地位在提高.黄启藻,那时的妇联主席,他讲得都挺好,但却说世界妇女大会的主席是李铁映.我当时就发言了,为什么妇女大会要一男的当主席?咱们这么多人,说妇女解放了半天,怎么就出不来个主席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主席改成了彭佩云.那天开幕式,我看到彭佩云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站在那儿讲话,我觉得很神气,代表中国妇女有这个地位.中国妇女站起来了,全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妇女得说话,妇女得争取.现在,女同学的成绩都好,从小就是女生老实,女生分儿高,所以重点学校都是女生,三好生也是女生,研究生也是女生越来越多.再者,女的再棒,都是“员”,领班员、怎么写作员,什么这个“员”,那个“员”,而男的都是“长”,科长、部长、处长等现实是不是这样呢?
如今国外有多少女总统出来了,中国还早着.尽管现在不管人大,还是政协,都会提到女性的比例高了多少,但如果拿人口数来讲,还差得很远.这里有妇女自己努力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个改变人们传统旧思想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女人要自信、自强,别老觉着自己不行.我也不信女的各方面都应该跟男的比.女飞行员、女伞兵、女,我觉得这些职业里的女性少一点也没关系,别老把女人都干成“那样”.我们要自立自强,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长处.平等就是各有长短,才能够做到和谐.所以,女人要打扮得好一点儿,漂亮一点儿很重要,女同学们别怕麻烦,我们只要自己站得稳、站得正,自重,有自信!
像心理学,那么惨的一个学科,我们都做起来了,你们别的学科,一定比我们心理学科会做得更好.我就是一个不文不理,既是自然科学,又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人,这么一个马马虎虎、经历不怎么顺当的人来给同学们做个报告.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我始终不是很幸运,但是我始终都是很乐观的样子.我在工作,而我觉得心理学现在能够成功,我很开心,因为这里有我一份力量!2012年全国教育科学给予我突出贡献奖.
（本文由张厚粲教授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修订,特此感谢!）
（文字整理：阮琳燕、武晓伟）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