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但是有关的酝酿筹议从1896年就开始了.当时不仅有朝臣奏请,还有来华外国人的谏言,极力阐释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必要性.光绪帝由此下了筹办大学堂的诏令.然而,由于总理衙门奕等人厌言新政,又不便对光绪帝批办的奏议公开抵制,则婉转拖延,将倡建京师大学堂之事推给官书局.时任官书局大臣的孙家鼐则积极响应,但当他提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问题时,奕等遂以经费困难为由,主张缓办.于是,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被搁置下来.
直到1898年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兴起,创办京师大学堂之议再起.2月15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商议详细章程,而他们仍找借口敷衍拖延.康有为对此非常愤慨,上《请开学校折》再次呼吁及早建立京师大学堂.光绪帝接受康有为的奏请,6月11日颁发了《明定国是诏》,明确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总理衙门所呈实际是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任命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把已设的官书局、译书局都并入京师大学堂,拨户部存华俄道胜银行之五百万两银子的利息为办学经费.至此,京师大学堂才算正式成立.
然而,由于“戊戌变法”遭到镇压,各种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唯京师大学堂因筹议在“戊戌变法”之前,且得到过慈禧的关注,竟得以保留下来,但此时的京师大学堂实际已是名存实亡.1900年春孙家鼐为反对慈禧太后阴谋废黜光绪帝位,愤而辞职.总教习徐景澄接任管学大臣.同年夏天,因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学堂被迫停办.不久,徐景澄也因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的政策而被慈禧处死.从此,京师大学堂又停办了两年.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再激民怨,避难西安的清廷不得不“重新检讨”、“下诏求言”,张百熙疏陈大计,积极提倡变法自强.1902年,张百熙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三任管学大臣.
张百熙受任后,不想因仍旧制,他厉行整顿、锐意改革,很想把京师大学堂办成一所规模宏大的国内一流学府.他在任的两年多时间里,多方奔走,惨淡经营,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京师大学堂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然而,正当张百熙满怀信心、雄心勃勃地对大学堂的未来展开宏伟设想之时,顽固守旧派因看不惯他对大学堂的种种革新而猜疑和反对.一次,因医学课堂上讲授人体学,有人告到慈禧太后那里,惹得慈禧大怒,张百熙无奈只得跪见慈禧以请罪.后来,甚至连主张改革的袁世凯和张之洞也开始插手其中,建议对大学堂进行整顿.尤其是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大学堂学生自发地“鸣钟上堂”声讨沙俄侵略,谴责清政府妥协投降.会后学生们上呈由73名学生签名的《拒俄书》和《争俄约疏》,并致函湖北等地,呼吁全国学界“发大志愿,结大团结,为四万万人请命.”清政府对大学堂学生的拒俄运动十分震惊,慈禧太后更是勃然大怒,传话给张百熙,要他对学生严加管束.张百熙却肯定学生上书是爱国行为,他赞扬学生对时势的分析透彻、正确,并劝告学生要继续关心国事,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授人以柄.
由于对张百熙失去信任,清政府于1903年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荣庆上任后,与张百熙意见不合,且依仗贵族身份,日益专横,张百熙受到牵制而无法实现兴学计划,其主持制定的“壬寅学制”不得实施.1904年1月,京师大学堂专设大学堂总监一职后,张百熙对大学堂更是没有什么决策权力,他一直梦想的分科大学也无法实现,这让张百熙十分沮丧,对振兴学堂失去信心,于是调任邮传部尚书,远离了教育领域.
张百熙主持的大学堂被誉为“壬寅京师大学堂”,为之后北京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自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大学百年：模式转换与文化冲突》作者：茹宁）（图片19（1）.jpg图注：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工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