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近代以来,上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座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上海在文学叙述中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被赋予了宏大的近代民族国家意义.本文认为,文学进行上海书写,应从近代小说开始.近代小说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不仅建构起了上海鲜明的都市现代性身份,还以大众传媒、市民群体和都市公共空间为依托,承担起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于都市现代性的共同社会想象.因此,本文力图梳理近代以来不同文类的小说,展现其中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并从中探讨此种叙述所包蕴的独特的民族国家性意义.
关 键 词：上海都市现代性近代小说叙述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之一,率先完成了中国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建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成为中国近代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国际大都市.无论是印刷文化、媒介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以及再生产等都市文化的生成与迅猛发展,还是报刊、杂志、电影、流行生活的日渐风靡,以及人们对于都市现代性意义的共同心理认同,我们都可以从中剖析出近代上海都市现代性的鲜明特质.
文学进行上海书写,应从近代小说开始.就文类来说,近代小说大致可分为狭邪小说、通俗小说和谴责小说三种.其对于上海的观察,基本上在于“维新”与“腐败”两个方面,即写洋场与欢场.两者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书写者依据不同的理念诉求对上海所进行的都市现代性叙述.由“维新”主题所衍发的是对于进步的上海融入世界的某种现代性叙述；而“腐败”主题叙述的则是对上海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繁荣背后所隐现的道德性憎恶.这三种文类以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开始了近代中国人关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并从中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国家性意义.
一、近代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最初叙述
近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中国的“都市”是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介入,各种意识形态和物质力量不断撞击融合而形成的.近代上海因缘际会,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最早、最典型的体现者.在晚清上海,宣鼎、王韬、邹强等人已开始将上海生活写进长篇与短篇小说中.
王韬的《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可称为代表,其中虽包含了某种猎奇、成分,但上海风貌已渐渐展露.书中从社会制度、政治体系到都市风景、社会习俗均有涉及,可以说是上海都市现代性在近代文本中的最初叙述,而王韬本人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比较全面系统阐述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先驱.《淞隐漫录》中的《媚梨小传》与《海底奇境》描写了中国男子与西洋女郎的恋爱故事,其中部分情节在上海展开.小说中反映了当时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城市中,一些市民因为接受现代女性观的影响,开始关注婚姻生活的内在质量,对一夫多妻、传宗接代的传统理念产生质疑,婚姻追求已经显现出初步的现代性特点.有人认为,在作品中,西洋女郎作为西方科学与财富的化身,唤取的是中国男子渴望进入世界的愿望；而中国男人往往成为西方女子的爱慕对象,这又是与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之间现实形势恰好相反的政治想象,从中体现出作者的一种民族国家意义的构建.作者以在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发生的爱情故事为依托,在建构起令人心动的爱情叙事的同时,更凸显出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通过诉诸个人的浪漫想象,期望着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逐步实现,在不知不觉中就将一种民族国家性的政治建构包融进了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文学叙述之中.
二、近代狭邪小说中上海的都市现代性叙述
在近代小说中,上海都市形象正式进入文学,应是源于《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它率先将视角对准“现代大都会”,既描述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的外观,也记录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图景里,传统的土地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店铺、妓院、烟馆、银行、戏院,现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工商业、对外贸易业汇聚于上海,商业写卖、投机冒险成为都市人的生活常态,而呈完全商业化的娼妓业经营,也造成了与嫖客之间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王德威曾评述《海上花列传》说：“作者韩邦庆为百年前一群上海作列传,兼亦预言上海行将崛起的都会风貌”,“《海上花列传》凸显上海为一特定地理场所,为有关沪上的故事提供了空间意义”,“《海上花列传》将上海特有的大都市气息与地域色彩熔于一炉,形成一种‘都市地方色彩’,当是开启后世所谓‘海派’文学先河之作.”[1]自此以后,近代狭邪小说中关于“维新”、“新气象”、“新事物”的都市现代性叙述,纷纷选择以上海作为背景.如《海天鸿雪记》（二春居士）、《负曝闲谈》（蘧园）、《海上繁华梦》（孙家振）、《上海游骏录》（吴趼人）、《九尾龟》（张春帆）、《续海上繁华梦》（孙家振）等等.
另外,近代狭邪小说中还描绘了一种具有都市现代性的上海精神生活图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通过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描摹,展现出近代都市渐渐变动的生活方式以及随社会进步而逐渐改变的人们的精神理念.小说中的人物,在散步时观赏夜景,“从黄埔滩转至四马路,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他们在游玩中,吃着西洋大菜和各种洋点心,“先是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欢场乐人收拾伺候,等黎篆鸿一到开台”,甚至具有了现代金融意识,“只见陈小云独自一人站在廊下看火.莲生拉他同去.小云道：‘慢点走末哉.耐有保险来哚,怕啥嗄?’”[2]《海上花列传》中这样传神的描写,传达出在新的社会变迁面前,上海市民精神理念的新变化.
因此无论是《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还是《九尾龟》以及其他近代都市狭邪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对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描摹,小说中己然僭越、感伤的老套语,确定了新的都市现代性的精神生活范畴,开拓了中国都市的现代化叙述.作为首个都市典型社会公共空间,近代狭邪小说中上海叙述所体现的强烈的通俗性与鲜明的都市现代性特征正是中国民族国家从农业文化到都市文化的现代化转变的最佳体现.三、近代通俗小说中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
综观近代有关上海的通俗文学,从其描写题材来说,已渐渐脱离东方的、传统的叙述框架,而逐渐呈现出都市性和现代性的表征.这类小说往往通过对上海这一理想都市社会的描述,对现实上不曾获得的现代化展开文学性的叙述,把不曾具有的未来的现代都市政治图景投影到虚幻玄妙的理想之中.它们在取材上大多来自上海都市新生活,以至新名词、新语汇、新的叙述模式俯拾即是.比如包天笑学习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串联时间材料的小说写法,把《时报》中本埠新闻写进《上海春秋》,将各种新奇古怪的新生物悉数包罗.再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中大量描述保险公司的创建、文明新戏的堕落、上海律师业的发生与黑幕、租界里的各种洋规矩、房地产业的繁荣与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兴起；蘧园（欧阳巨源）的《负曝闲谈》大量涉及上海舆论界（办报、译书）与新党维新活动；严独鹤《人海梦》则涉及教育界保守与革新势力的斗争；还有孙玉声《黑幕中之黑幕》写中国新兴律师业,吴趼人《发财秘诀》写中国写办阶级发家史,汪红蕉《交易所现形记》叙述1921年交易所的大兴与倒闭等等,都体现了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特征.
近代通俗小说正是依据各种对上海新事物、新生活的繁琐介绍与写实性的叙述,来完成其对上海作为现代性城市与西方“窗口”的叙述的,并以此获得了其初步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
四、近代谴责小说中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
近代上海,在物质、经济与文化传媒高度发展的同时,几乎被东西方文化同时视作“罪恶的渊薮”.而近代小说中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的另一大方面正是关于对上海的道德性憎恶.这个阶段的上海题材小说,各种所谓黑幕、揭秘、大观、繁华梦等几乎不可计数,尤其是谴责小说.在作品中,关于上海的各种丑恶,举凡烟、赌、娼、淫戏、淫书、无耻、、邪恶、坑、蒙、拐、骗、写官卖官、流氓、拆白党、白相人,无一不涉及到,而所谓崇洋、奢靡、浅薄,也几乎遍地都是,这也就构成了近代谴责小说中的上海都市的道德现代性叙述.
对当时国人而言,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的地方.有人在当时《申报》上归纳出七条《申江陋习》：“一耻衣服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四耻狎次等的,五耻吃便宜的饭菜,六耻身无官服顶戴,七耻看戏坐最廉的末座.”[3]这些浮华的社会风习与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传统道德完全相反,而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以着服饰为风尚、不孝子孙亲长、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而这些形象在近代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繁华梦之类的小说中,可以看的非常清楚.
时人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就是三个字：“大染缸”.在当时众多表现现代都市腐败的谴责小说中,男人成为流氓、拆白党、恶棍；女人则沦为.李伯元在《文明小史》第14回中写到一位老太太坚决反对儿子去上海读书,说：“上海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虽然没有到过,老辈子的人经常提起,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账女人很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4]这种指摘,将上海作了“非中国化”的叙述,而内中多次出现的“繁华”一词,则将堕落与物质发达相联.物质繁荣产生邪恶,它构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都市现代文明窗口之外又一种叙述.除此之外,《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孽海花》（曾朴）等著名的近代谴责小说中也都有类似的叙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谴责小说中,上海作为中国第一都会,以其新文明的渊薮,已经开始被众多文人进行了现代性的描述,其中也体现着国人对近代都市格局的某种理解.
五、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的民族国家性意义
上海,连同其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比任何其他近代都市都具有表达现代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在近代文学中它常常被当作现代中国历史元叙事的文本,被赋予了民族国家性的意义.近代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来自于特定的上海都市生活经验,甚至许多都市发生于具体的上海这座城市之中.由于上海这座近代都市具有率先领受欧风美雨的城市特性,因而对其现代性的叙述必然连带着有关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命运及现代性获得的过程.近代都市文学叙述无可避免地会关乎独立、殖民、传统、现代等国家问题,而上海恰恰能最大程度地把国家近代历史与国家近代特性凸现出来.因此近代小说中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往往会带上一种国家民族思维.
王德威与李欧梵都认为,晚清小说已经开始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想象”.王德威宣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共想象领域,应不为过.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的多重出路”.[5]从王韬开始,到梁启超、吴趼人,其描绘的上海图景表明了意欲获得世界性身份的一种渴求.不管是梁启超的“未来中国”政治小说,还是吴趼人等人关于新式机械器物的描述,概莫能外.因此,在人们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之时,往往将上海视为现代中国的中心,将对上海形态与历史的理解上升为超越其自身与超越特定区域的文本性事物,具有了乌托邦的国家意义或世界意义,因此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就与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合二为一了,而这也是近代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不同于其他都市文本的一个最为典型和突出的特征.
总的来说,近代小说已经开始了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下展开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在韩邦庆等人的近代都市狭邪小说,梁启超等人的通俗小说,李伯元、刘鹗等人的谴责小说以及众多近代通俗小说文本中,上海分别被赋予了都市物质精神文明的窗口、现代性民族国家缩影以及堕落的道德渊薮等等丰富的含义.它们以上海融入世界作为潜在的框架,以现代化都市为依据,依托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新兴都市市民群体与上海社会公共空间,构成了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典型叙述,表现出“维新是求”的写作风气与对上海繁华的都市中心地位的认定.而立足于“新”、“变”、“奇”等都市现代性基础上的关于上海腐败、堕落等种种指摘,则初步将上海与乡土中国作了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分离,将现代性这一命题更加明晰地凸显了出来.而其中所包蕴的民族国家性意义也为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使近代小说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