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女性中篇小的艺术特质

更新时间:2024-03-0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8184 浏览:81554

卢卡奇认为“小说是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在他看来,小说不是未成年人的游戏,而是“压在成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小说的精神态度是男性的成熟,其素材的典型结构是离散、是内在性和冒险的分离”.这里显然也蕴含着另一种意味,男性作家与小说这种文体具有互文性,而且俱为阳性、雄性.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不愧为现代小说理论的经典,我们无力彻底解构它.但是,从女性立场上看,其实沃尔夫的时代就已经证明小说不再是男人话语方式的专利.女人不仅闯入了小说领域,取得了一定份额的话语权,而且也创造了“她们的经典”.诺贝尔文学奖曾被多名女作家摘得就是最好的证明.她们的小说都以穿透历史与现实的力量,以鲜明的人道主义和独特的艺术语言为世界提供了多个经典读本,一再打破小说作为男人、抑或成熟男人艺术专利的一统局面.

新世纪,中国女作家在中篇小说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及其所显现出来的新质素,再一次解构了卢卡奇这一精彩、新奇,在我们看来不无偏见的小说理论.新世纪的女作家以崭新的时代风貌、饱含社会历史内涵的作品、平和文雅的艺术风格而凝练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小说也是成熟女性的艺术形式”.其理由首先在于女作家、即创作主体从整体上进入了成熟期.经历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精神上的历练,一大批女作家致力于中篇小说创作,甚至于大有独霸中篇小说园地的趋势.孟繁华在《“文化乱世”中的“守成”文学:新世纪中篇小说观察》(文艺争鸣2007,02)一文中点击了19个女作家作品,以求证新世纪这个“中篇小说时代”.无疑,女作家的中篇小说成为支撑“中篇小说时代”的主干.其次,女性中篇小说进入空前的辉煌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中篇小说历来不景气,文体界限模糊,作品寥寥无几,至于女性中篇更是凤毛麟角.而以80年代初女性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为契机,进入新世纪,女性中篇小说在文体意识上更加自觉,对文体的整体把握和艺术运筹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女性中篇小说屡屡摘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在五届“鲁奖”的29部获奖作品中,有女作家作品9部,占获奖总篇数的31%.《双鱼星座》、《梦也何曾到榭桥》、《永远有多远》、《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心爱的树》、《喊山》、《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最慢的是活着》、《琴断口》等中篇小说,摆脱了女性小说初级阶段经验化、散文化的原始状态,堪称中篇小说佳作,为中国文学的“中篇小说时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标志是女性创作心理的成熟.女性创作心理的成熟,不仅改变了女作家的创作态度,不再“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把所有的不幸、不公都发泄到男性身上,而且深化和提升了她们的审美视野和艺术表现力.沃尔夫认为,“女性写作若要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首先应该是写作态度的变化.将来的女作家不应再那么愤愤不平,因为她们已不必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也不必对男性提什么.”“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的把精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小说不再仅仅是“压在成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女性中篇也勇于担当,关注家国命运、总结历史经验,针砭时弊、匡扶正义,有了大视野、大悲悯,去矫情,存真情的新状态.女性中篇从女人世界、闺阁床第突围,超越了一己的经验世界,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存在,心灵空间和文学空间的生产均显现出一种中和之美、穿越之力、温和之情、智慧之光,仿佛一个秀外惠中的成熟女人那般魅力四射.艾略特在回答“何谓经典”的时候,以三个“成熟”为关 键 词 ,即“经典作品只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本文基于这样一个语境,略论新世纪女性中篇小说的新质,以此见证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也是“成熟女性的艺术形式”.

一、中和之美:女作家与中篇小说的互文性

新世纪女性中篇小说从多方面显现出自身的特质,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中和之美.如同评论界对铁凝小说风格的评价:“与铁凝诗化小说的叙事风格和谐一致的是她‘中和之美’的审美建构.如果说诗化小说的文体风格是铁凝更为个人化、感性化的天性流露,那么‘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是铁凝更为理性化的、有意识的文学表现,它凝结着铁凝把儒家与道家、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和谐融合的文学大气.”这种标志“文学大气”的“中和之美”不仅仅体现在铁凝个人创作风格上,已经成为女性中篇小说的整体文象,远远超越了初期女性中篇的某些局限和偏颇.

女性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表现在以自觉地“小说”理念和文象消解单纯的散文化倾向.五四时期有一种声音,认为“女性是天生的抒情散文家”,其意是说女性都是天才的散文家;女性的气质与散文这种文体自然契合;女性为文普遍存在散文化倾向.的确,这种观点一再被女性作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直至当下这种状况也仍然存在.所以如此,是因为女性经验、女性接受教育的倾向赋予女性思维的平面化、跟着感觉走的特点,致使女性对于创作素材的把握和艺术处理缺乏立体架构、统筹兼顾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变革和发展,女性已经在更为广阔的文学园地和文体创构中显现出超越性的变化.对于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女作家不仅尝试写作,而且已经进入硕果累累的成熟期.这一现象说明女性不仅已经摆脱了为文初期的自然状态,同时也证明“小说对于女性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最容易适应的文体.”女作家与中篇小说互为选择,相得益彰,发挥着最大的艺术创造力.

成熟的女性中篇小说超越了女性个人经验写作的束缚,努力抵达时代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女作家与中篇小说的互文性,就在于“熟女”气质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优长,实现创作主体与文体形式的默契.中篇比长篇快捷、灵动的探察生活的脉搏,就象女性天然的敏感一样,能够从生活底层去感受生命的律动,时代的动态,命运的多舛.中篇小说虽然被视为小说中的“弱势”,但是,这种“弱势”同女性一样都是历史的、文化的原因造成的,这也同样促成了中篇小说在文体上所具有的“中和之美”的特色.90年代以来女性社会参与性的普遍扩大,社会经验的积累和体验也更为多面向,女性的社会视野和文化积累愈加深广,这就为女性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资源.中篇小说有足够多的篇幅表现生活的全景,叙述故事的全貌,比起短篇更具包容性和完整性;中篇小说尽可能的浓缩生活,呈现生活景观和底蕴,不象长篇那样可以无限的“抻长”故事,添加“水分”,容纳种种“不实之辞”;中篇小说虽不像短篇小说那样具有爆发力、冲击力和阅读时的瞬间快感,但它能够在相对完整的情节中,塑造一个或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呈现一种“生存图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无论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还是《布基兰小站上的腊八夜》,“生活场”和“文化场”的营造都是最为充分的,而在弥漫着北方特有的场域和氛围中活跃着作家倾力刻画的活生生的小人物蒋百嫂、刘志等.她笔下的小人物没有绝对“好人”或绝对的“坏人”,而是那种在偶然的事件中和逼窄的空间里善恶、美丑、好坏相对纠结的人.他们的骨子里都是向善的,甚至原本就是好人、老实人,结果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偶然的事件中却做出了连自己都无法解释、令人痛心的举动.作家的着眼点不在她的人物做了什么,而是集中笔力刻画小人物的文化属性和精神存在,为他们寻找何以会造成偶发事故的客观因素和人物自身潜在的弱点,显现出人性的深度. 中篇小说以“中和之美”位居于短篇与长篇的临界处,对文学性的追求章法得体,话语节制,放收有度;中篇小说适合中国读者那种“中庸”心态的阅读选择:短则不够尽兴,长则无阅读兴致,而中篇既有令读者满足的故事,又有足够的文学形式发散的艺术魅力.女性中篇小说与成熟的女性气质共同铸就一种温文尔雅的文体美.

二、穿越之力:女性中篇对时空的构制

传统观念认为在时间的处理和把握上,女作家似乎不占优势.女性先天就只具备空间感,而缺少时间概念,而且女性的空间感也极为狭小、逼窄.这是她们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身份处境所决定的.但是,现代社会情况完全不同了,女性的社会参与性拓展了女性对时空的感知和哲学体悟.她们甚至可以用一部或几部长篇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并且展现超常的艺术概括能力.新世纪的女性中篇小说创作,对时空的构制能力和水准得到了再一次有效的印证.可以说,在女性中篇小说创作中时空的艺术构制体现了既有长度,又不乏历史纵深感的深度.穿越之力成为女性中篇的一个亮点.穿越作为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一种流行手法,是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的重要元素.“穿越”不仅仅是一种好玩的叙事手段,也可以把它视为文学构制时空结构的一种艺术手法.古今穿越,现实与梦境穿越,城市与乡村穿越,城市与城市之间穿越,心灵空间的穿越等等,极大的扩展了女性中篇小说的艺术世界,表明女作家眼界的宽广度和时空的架构力.


如果说萧红在《生死场》中描画的“自然还不过是略图”(鲁迅),营造的是一种冻土地上的人们忙着生、忙着死的“生死场”,呈现出一种场域型的图像化景观.成熟期的女性中篇继承了萧红营造场域的能力,也更加丰富了“力透纸背”的运筹笔力.在空间的处理上女性中篇非常自觉地生产着富有深邃历史蕴含、颇富地标价值的文化空间.迟子建的“北极村”、叶广芩的“老北京”、张翎的“第三地”、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范小青的“城乡简史”、方方的“汉正街”、乔叶的“我的河南”、须一瓜的“蛇宫”(“围城”)、鲁敏的“东坝系列”等,既显示作家个人创作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又创造了地标式的文学地理空间.正是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熏染,又极富创造力的空间生产显示出女性中篇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

被称为“新移民文学”的海外华文作家张翎,其中篇小说时空视野既宽阔又凝练.她的中篇多写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特别是华侨的历史与现实.她的“金山”系列、与“第三地”空间的创构,具有鲜明、深刻、柔韧的“穿越”力.《阿喜上学》咋听起来好像在关注贫困地区女童失学问题,其实不然.《阿喜上学》看似一桩平常事,但她却承担着一部“华侨史”的重大主题意蕴.阿喜是华侨家庭无力带走被迫留在国内的小女孩,是在有条件的背景下到国外上学.而她自己又恰恰特殊爱好读书,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阿喜宁愿以稚嫩的肩膀担起大部分家务以换取上学的机会.但阿喜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不仅仅是家务的辛劳,华侨子女在异国他乡所遭受的民族歧视、性别歧视则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华侨女童的精神承受力.阿喜读书成长的波折,身份认同的焦虑,其实就是华侨群体中处于底层的、中间地带的小人物的历史.作家既没有选择华侨巨商写他们的发迹史,也没有选择华侨中的革命家写他们的革命斗争史,而是选择了一个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平民、难民、女性为人物主体,把他们置于中国华侨史的大视野中来描绘他们独特的、不为人知的、民间化的历史.其视野和切入点开拓了华侨题材的新领域、新人物、新策略.正如张翎自述:“在讨论一个世纪的华侨历史时,我们的关注点常常放在最初的拓荒者和后来的收获者上,却忽略了这两者中间的渐进过程.”“阿喜像一条柔韧的丝线,四面八方的力量可以把它扯得无限细薄,可是却永远无法扯断它.在撕扯的过程中,那些力量感受到了比他们自己强大百倍的力量——一种刚强却无法穿越的柔韧.”“我想写这样一种柔韧.也想借这个故事,把像阿喜这样在华侨史上似乎微不足道,却又举足轻重的人物,重新推到大众视野里.”张翎以她独特的历史观和对时空运筹的艺术功力,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在看似无法穿越的时空中营造了穿越中外、穿越历史、穿越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穿透力.

新世纪女性中篇的“底层叙事”大都显示这种穿越之力.钟晶晶的《哭泣的箱子》、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等多采用现在,过去、乡村/城市、城市/城市,时空交错、场景穿插等的叙事方法.这种穿越从本质上说,正是作家思想的穿透力,成熟女作家才具有如此深邃的洞悉力.

三、情感之维:女性特有的内敛与温情

小说家的情感取向、情感表达,有各种各样的基调和方式.、温情、“零度情”等等,都可谓小说主体情感的定位.如果说,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反思小说”,针对社会问题,历史悲剧,充满着批判、反思、干预的,而“新写实小说”选择的是“零度情感”,那么,“温情”,则是我们评价成熟期中篇小说、特别是女性中篇小说的一个关 键 词 ,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词.“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充满女性特有的温情和体贴,细致委婉地写出了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并不顺遂的经历”;“蒋韵的《心爱的树》,是一篇充满温情的作品”.这种“温情”体现作家博大、仁爱的胸怀,运用的是人性化叙事,传导的是一种高境界、大悲悯的情感,可以说成熟的女作家都是有温度的人.特别是当我们重温、反思当年针对《方舟》“以小说泄私愤”的批评,就会更加鲜明的对照出成熟女性中篇的情感定位:宽容、大度、内敛、温情.女性中篇小说的新境界印证了沃尔夫的预言:“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唯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即: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温情,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情感基调,同时也是作品风格的体现、作家文化人格的彰显.温情,即浪漫、诗意、大雅.因此,它格外易于将内容、思想、精神以美妙的感染力传达到读者心灵,抵达灵魂的深层结构.在以“温情”评价作家作品时,受关注最多的是迟子建.在笔者查阅的关于迟子建小说创作的56篇评论中,直接以“温情”为关 键 词 命题的竟有14篇,占1/4比重.迟子建的小说基本上以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为对象,以底层人物的生存境况、生命真相为内容,以诗意和温情为风格特征.特别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部中篇,堪称新时期中篇小说“经典之作”.她的笔力相当深入,触及的是一个矿区矿难后的种种异常状态,各色人等、特别是死难者家属的反常举动,并由此解开了某些人讳莫如深、无视生命的卑劣行径之内幕.但是,作家却以“我”之丧夫(魔术师之死)与蒋百嫂之丧夫(死于矿难的矿工)这种“同病相怜”的身份,揭示了令人瞠目的事实真相,令读者震惊的同时满蕴着同情.尽管蒋百嫂在矿区突然停电时的疯癫状令读者震撼不已,但文中对那只忠于主人的小狗的哀哀情态的描写,篇末对臆想中“蝴蝶飞飞”的描写所创造的浪漫气息,缓解了对苦难的书写.作家对生命的尊重和珍爱,超越了个人的苦难,体现出对底层妇女的极大同情,传达的是令人震撼的人类的大悲悯.正如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颁奖词”所评价的那样:“《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踏出了一行新的脚印:在盈满泪水但又不失冷静,处处悬疑却又率性自然的文字间,超越了表象的痛苦,进入了大悲悯的境界.”迟子建的中篇不仅获得“鲁奖”的篇章如此温情,几乎所有的中篇都向读者传达着作家真诚的温情.迟子建把握情感内敛,往往超越事件本身的意义,把批判和反思的笔力指向了事件的根由,将一种社会激愤之情转换成人性层面的“人之常情”,传达的是一种脉脉温情.但是,作家本人还认为自己在“温情”把握上给力不够.她说:“这不在于温情本身,而在于我表达温情时有时力量过弱,还没达到‘化绚烂为平淡’的那种境界.”作家传达“温情”的理由和意义在于:“文学在讲述同样故事的时候,用情感制造了审美的气氛,这种审美是我们内心所需求的.一个时代,整个人类如果连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不相信. 纵观新世纪所有的女性中篇恐怕都不同程度的具有这种温情,让读者从人物的不幸中、社会的流弊中超拔出来,看到缘由,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不像某些作品所呈现的那种“消费苦难”,把“苦难”作为作品卖点,文学在女性中篇小说园地找回了求真、向善、大美的固有品格.四、智慧之光:女性中篇的叙述艺术

智性在文学创作系统中至关重要,也体现在各个环节和各种层面上.中篇小说创作的智性,首先是对生活深入的体验和理性的思考,高屋建瓴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人生的本质,预测未来的趋势和走向.智性写作在艺术处理上,则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中篇小说的文体优势和特征,娴熟的编制文本世界的时空疏密、人物关系、网络经纬,创作出属于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悬疑、推理、梦境、传奇、穿越、蒙太奇等艺术手法采用都体现了女性中篇小说的智性之美.虽然不是所有的女性中篇小说都能达到这种境界境界,但智性写作基本上构成了新世纪女性中篇普遍的叙事特征,标志着女性作家智性的成熟.

新世纪女性中篇小说的构思极为多样、新奇,好看、耐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中篇小说的文体优势,以及女作家智性写作的特点.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既是日常生活审美,也是最具理性思考的女性中篇小说.作品写一个“我最熟悉的人”,也是最不喜待见我的人“我奶奶”.我奶奶在世上活了84个年头,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变迁和家庭变故.作品以“我奶奶”的一生为线索带出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而且以“我奶奶”为镜像辨析了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男人与女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碰撞、解构与重构的艰难历程.其中时代信息,文化事象、革命历史、人生价值等内涵相当丰富,并且这一切都在家族叙事、日常叙事中得以彰显.“最慢的是活着”,活着,就有各种活法;活着,就有精彩纷呈.“我奶奶”的活法儿具有普泛的世俗意义;“奶奶语录”都是人生经验的思想结晶;奶奶的一生不仅是“我”这个她最不喜欢的孙女的“镜像”,也是“我们”及一切人的“镜像”:“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黑暗,也认识光明,同时也认识自己与他人、黑暗与光明之间的辽阔地带.”(乔叶“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乔叶的笔力就在于她在一部中篇里,把“奶奶”即中国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命史化解在一寸一寸的光阴里,在看似缓慢的娓娓叙述中蕴含着深邃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哲理.

叶广芩的中篇小说也是新世纪女性中篇智性写作的一个代表.她的小说不仅形成“家族小说”系列,负载着厚重的京味文化蕴含,而且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何西来就认为叶广芩很会讲故事.的确如此,作为叶赫那拉氏后裔的叶广芩,“老北京”、“满族文化”、“戏曲国粹”等成为她中篇小说的独特的文化元素.她的《三岔口》《状元媒》《三击掌》《豆汁记》《小放牛》《拾玉镯》等中篇,展开的是一幅“老北京”百年的历史文化景观,以及形形色色的满族贵族、八旗子弟命运的波折和秉性的变异.所有中篇都具有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凝练,时间的长度负载着人物的命运起伏,空间的凝练彰显着文化的景观与思考.这些中篇,几乎都是采用京剧或戏曲曲目、词牌等作为故事原型和叙事策略的,讲述的多是旧京城满族各阶层、各色人等的“来世今生”的故事.人物命运凄苦、情感哀婉、文字幽默、风格清丽.作家“袭用的是人家现成的旧题目,做的却是自家绝妙的新文章,好文章.即以作品的审美境界,文化含量和艺术手法而论,此小说都大大超越了彼剧目,此《状元谋》已远非彼《状元媒》了.”小说《状元媒》中,“我母亲”的婚姻就属“状元媒”,但却不似原“状元媒”那般轻松风趣;京剧《小放牛》在小说中,既是小说的一个地域文化元素符号,也是小说人物那种追求牧童,村姑一样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向度,形象的消解了所谓“太监文化”的刺痛感.这些小说与中国传统戏剧或词牌的互文性,不仅凸显了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构成了继邓友梅之后的另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文化图景,而且找到了《小放牛》等中篇小说的“元文性”和中篇小说艺术的延宕性,增殖了小说的阅读,强化了小说的情感张力.

文学生产的文化背景决定女性中篇小说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大众文化思潮的裹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趣味主义的影响,创作主体有时甚至于还要特别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不纯粹、不媚俗,努力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成为女性中篇小说创作的审美态度.被誉为“温柔的精神”(贺绍俊语)的须一瓜,其中篇小说之所以特别好看,就在于她的中篇小说与“侦破”、“警匪”等大众文学“靠色”,“案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一个富于阅读兴趣的元素.但是,小说的中心却并不在“破案”,而在精神“探源”,灵魂拷问.《蛇宫》《淡绿色的月亮》《第三棵树是和平》《访问一个陌生城市》等中篇,都是把人物置于一个事件的严峻考验面前,让灵魂在极限拷问面前无法躲避,必须做出抉择.悬疑、推理、纠结、拷问等是须一瓜小说常用的智性手段.所以,“读须一瓜的几篇小说,我们往往被其独具韵味的叙事语调所吸引,而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读她的小说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也大都是从其舒缓有致、一波三折、趣味横生的叙事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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