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的艺术改造

更新时间:2024-02-1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0169 浏览:92689

一、 中国翻译理论的传统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讲求“信、达、雅”.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译者都在遵循着“信、达、雅”的原则,近百年来,我国翻译标准理论以严复的“信达雅”为起点,朝着“信达切”、“忠实通顺”、“出神入化”和“信”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留下了四条清晰可见、相互关联的历史轨迹.各派思想虽遵循的路线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不同,但他们的主张却出自同一起点,为着同一目的,给人以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感.在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之中,只有遵循着一种让译者首先成为所要翻译作品的最忠实的读者,才能通过他,带给我们这部作品真正的灵魂,也就是说,一部优秀的外国作品在以中文的形式,呈现在国人眼前之前,他的译者,已经是这部作品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读者,因为只有一个用心的译者,才能带给我们这部作品的原汁原味.


对于中国翻译体系的演进,香港学者张南峰认为,“中国翻译学只是地区翻译学中的一种”,“是翻译学中的许多个层级、许多个门类中的一个”1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翻译学还不是最健全最完备的,但是这种不健全体现了我国翻译家对翻译传统的继承,诚然“信达雅”发展到今天依然遵循着最原始的翻译精神,排斥着一些西方的翻译理论思想和方法,但是也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不断的进行修正、完善.

目前,中国翻译界要克服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无条件继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翻译理论的精神,“信、达、雅”精神我们要坚持,但是新翻译理论我们也要吸取,尤其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和吸收.

二、中国翻译理论的新历程

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能拿传统自居.要本着学习的心态接受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

在探索我国的翻译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我国自成体系传统的翻译理论.罗新漳先生在这方面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但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毕竟还不多.要是说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理论了解、研究得不够,那可以说我们对本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显得不足,因应该把我们当前研究中感到不足之处都归咎于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摒弃前人的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当然,不能说我们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可以死抱着“信达雅”不放,或是说唯有“信达雅”好.从现代的眼光看,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仔细研究国外翻译理论就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都是在其社会、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有的翻译理论,但其发展过程与我国的翻译理论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古人的译论.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就会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出现“全盘西化”或“中国文化本位”的倾向.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能把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包袱”,是一种“障碍”,同时还应该把它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我国译论能流传至今,就在于它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翻译实践.它是顺应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规律,只要认真研究我国的各家译论,就也不难发现,构成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中的各家论述都是以我国的文化为背景,以前人的理论为依托,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而创立的.严复的“信达雅”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今天,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中就应该从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以及国内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吸收不只是牵强附会地把古人的翻译见解或主张与西方人的某些说法放在一起,一比高低优劣.吸收仍要以我们原有理论体系为基础,考虑到我们与西方人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吸吮有益于我们的养分,取各家学说之长,补我们研究之短,以此建立我国现代的翻译理论.

三、结语

传统与现代的翻译理论之争,其实是传统翻译精神与现代翻译理论的合流,这种合流标志着翻译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我们要认真吸收传统翻译理论的精神,又有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翻译理论.只有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才可能真正建立我国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帮助翻译家们译出更好的作品.

注释:

①张南峰著:《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