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布尔加科夫作为俄国20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为世人留下了很多奇诡的惊世之作.而其耗时12年沥血创作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更是想象奇特、风格迥异于时代,因此备受世人关注和喜爱.本文认为,诚然,布尔加科夫当时对《大师与玛格丽特》发表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但其内心却从未失去过作品得到出版的希望.这种希望即隐藏于小说的歪戴艺术之中.
歪戴艺术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概念,而是笔者在反复阅读中的个人体会的总结.在19世纪70年代的莫斯科,帽子是男人的必备装饰品.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帽子的描写：柏辽兹有圆顶礼帽,诗人流浪汉戴鸭舌帽,魔鬼沃兰德也有贝蕾帽,而且后两位都歪戴着他们的帽子.关于帽子的重要性,小说中也有体现：财务襄理里姆斯基在神经受到极大刺激后依然能记起自己离开办公室时忘了拿帽子,而剧院小吃部管理员还胆敢冒着生命危险重新敲开50号的房门欲取回自己的帽子.而玛格丽特在飞行时所看见的“流淌着帽子的河流”也说明了莫斯科街头帽子之多.帽子不同的戴法,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帽子戴端正,说明人物重视自己的形象,想要给人一种端庄、严肃的印象,是渴求关注,期待被正面赞美；歪戴则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不严肃、不正经、故意哗众取宠、嘻嘻哈哈等等.把这种行为扩大或引申开来,可以把文本中一切有意的、哗众取宠的、不严肃、不正经的行为视为歪戴.
所谓歪戴艺术就是指作者为了达成某种类似轰动或引起关注的目的,而有意将严肃的、正经的事情用调侃、嘻哈、不正经、讽刺或幽默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核心是去严肃化.而这种歪戴的艺术从小说的人物塑造,到情节设置,到表现形式都有大量的体现.
必须承认,在小说中玛格丽特的形象要比大师更加饱满和丰富,甚至沃兰德及其随从的形象都比大师要生动得多.而他们的鲜明活泼都得益于歪戴艺术的惠赠.首先,玛格丽特不仅仅是一个深爱着大师的善良的女子,更吸引人的是,她还是一个有仇必报、决不姑息养奸、爱憎分明的魔女.她敢于当街大骂皮条客,她敢于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奔赴撒旦的逾越节舞会,她敢于接受沃兰德的考验以及其后的帮助.她被作者赋予了魔女的疯狂和超自然能力,而这两者的结合,使玛格丽特摆脱了那个悲悲戚戚的日常妇人的形象――她光着身体无所畏惧地坐在窗台上与楼下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打招呼；她舍弃睡袍、赤身地在天空飞翔；她魔鬼般的仇恨之心极度膨胀,不仅毁了拉通斯基的房子,还一并把戏文公寓所有虚伪的知识分子家的窗户玻璃全部打碎；她利用手中的超能力救赎了弗莉达和娜塔莎等这些完全突破了一个普通女子的形象.一个悲情的女子变得热情、乐观、不顾及世俗的身份与形象,与魔鬼的随从混在一起并感到快乐.当这个魔女玛格丽特出场时,小说的叙述也随之变得轻灵而狂热,读者完全被她所吸引了,而忘却了她之前的悲苦.
其次,沃兰德及其随从也都是歪戴艺术的产物.沃兰德灰色的贝雷帽“潇洒地歪戴在头上”,嘴有点歪,右眼呈黑色,而左眼却呈绿色,眉毛一高一低,他的牙齿则“左侧镶白金牙套,右侧镶金牙”.这种极不对称的脸部虽然可以加强魔鬼面部的狰狞和丑陋,却与他地狱之王的身份不甚符合,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滑稽可笑,而非恐怖、威严和王者之气.加之他声音沙哑低沉,一只腿常年要敷药膏,总是穿着肮脏的打着补丁的睡衣,更减弱了他的气势,但这种反差,无疑增强了他的独特性.戴破夹鼻眼镜的卡罗维耶夫、会讲人话并爱开玩笑的黑猫别格莫特、红头发的杀人狂魔阿扎泽勒以及的赫勒都是长相特别、并且个性各异的魔鬼.他们从外形到内在都显示出了魔鬼的独特性,能够让读者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从莫斯科的人群中分辨出来.而他们的独特性不是依据严肃的法则创造的,恰恰相反,是去严肃化的写作.夹鼻眼镜原是表明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标识,然而在卡罗维耶夫那儿,演变成了滑稽的装饰：它只有一个镜片,而且另一只镜片还是破碎的――眼镜失去了原来的功效,但具备了讽刺和调笑的功能.
人物外在形象的怪异独特及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灵的不协调形成了人物形象的歪戴艺术.而情节设置方面的歪戴艺术表现得相对隐秘,它主要呈现为两种状态：小说人物制造离奇的狂欢；描写与主题不紧密相关的情节,或者人物发表与当时情境脱离的言论.卡罗维耶夫和黑猫别格莫特是小说中制造狂欢的高手.最大的狂欢是在杂耍剧院的魔术表演――“卢布雨”、“巴黎时尚”及“失去又复归的人头”.这些戏法在剧院引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但真正的却在戏院之外：面值十卢布的纸币不过是一些矿泉水商标、废纸片,进入流通检测纸币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那些在魔术舞台上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小姐太太们则变成了魔术道具,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又上演着一幕幕新魔术――瞬间从骄傲、高贵、时尚的妇人变为只穿着内衣裤的无处藏身的羞愧之辈.虚荣、贪婪的本性在狂欢中被暴露无疑,作为宣传噱头的“揭开魔术内幕”演变成了查看“莫斯科居民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的人性内幕.魔术表象的狂欢、热烈、滑稽与魔术内幕的严肃、深沉、悲观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小说中还存在着一些与主题不十分密切相关的情节.诗人伊凡在追缉“外国咨议”的过程中,突发奇想,认为凶手肯定藏在十三号楼四十七室,又料定凶手躲在浴室.哪知浴室中是一个正在洗澡的妇人.当然,这个场景并不是与主题毫无关联,它可以理解为反映莫斯科居民生活混乱无度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看作伊凡精神错乱、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一个先兆.但为什么是闯进一个放荡女人的浴室呢?此时我感到布尔加科夫仿佛就在浴室隔壁狡黠地窃笑――这个情节仿佛不是因小说的需要而写的,更多是为引逗看小说的读者而写的,是以小说为舞台、以伊凡为小丑的一次滑稽表演.
前面论述的歪戴都是小帽子或小玩意儿.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最大的“帽子”是“小说中的小说”,即本丢彼拉多的故事.它不是个性的鸭舌帽和时尚的贝雷帽,也不是神秘的风帽,而是一顶正式严肃的黑色圆顶礼帽――内容严肃而深沉,人物刻画细致而深入,场景描写宏大而广阔,历史背景厚重而真实.它与这个故事之外的世界严格区分开来,绝不混淆.它所承载的主题也是严肃而高深的：在永恒的真理与朝夕中的权势之间的选择中,人最大的缺陷是怯弱.这也是影射当时俄罗斯国内的境况,在政治高压下,没有丧失判断力的人不敢说真话,因而承受着内心的煎熬,进而失去了内心永久的安宁.作家布尔加科夫将这样一顶严肃的帽子,戴在了一个穿着小丑服的滑稽演员身上.不管这个小丑怎样检测装正经,怎样展示滑稽的本性,只要这顶帽子戴着,就不免要突兀于演员本身.演员的表演在帽子的压盖下变得暗淡了,同时整个表演也因帽子的存在变得厚重,可以由观众解读出无穷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2]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崔洋,四川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吕满金,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