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中国自古以来,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自身身份的问题.而在中国逐渐现代化和走向国际的现在,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此作学生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丢失了我们的自我?现在或许中国当代艺术面临这样的窘境,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强权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只有一个西方标准.中国当代艺术是应该自己玩还是跟着西方玩?
关 键 词 ：中国；现代性；当代艺术；身份
中图分类号：J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1-0000-01
Who am I?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带有一种对自身的身份焦虑,这个“我”要分大“我”和小“我”.大“我”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上的定位,这是一种身份的追认,为什么说是追认呢?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历史上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侵略和殖民,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更多是被现代性的.中国社会独立的自我的发展在战争后被打破了,中国在当时也在被迫的面对世界,正是西方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绝对的高点,对中国各方面的压制,整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所以呈现出了救亡大于启蒙的情况,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无论是徐悲鸿、决澜社、潘天寿、林风眠的国画改良的早期现代性,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都是在学习西方,改造中国.中国遭遇现代性的过程和中国过去自然的发展史是断裂的,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在遭遇现代性以前,有没有提出过中国的文化身份的问题,第二、中国在遭遇现代性以后也没有提出过中国的文化身份的问题的情况下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对于中国遭遇现代性以前,中国人长期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不值得去关心.在这种文化气氛之下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虽然中国每个朝代都有外患,但是没有一种外患和近代中国的遭遇是一样的.在历史上,大多是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的统治威胁,这只是一种在政治、军事上的威胁,没有文化意识上的威胁,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进驻中原后都会被中原汉文化所同化.所以在历史上中国的文化身份一直是十分自信和强大的.也就不需要提出对自身身份的思考问题.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遇到一种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且它拥有强大生产力和科技武装起来的实力作为后盾.所以中国在早期现代性的时候是处于被动地位,有一种不去接受就有可能要亡国的危险.然后就用西方的技术标准来改造中国,于是中国的很多传统方式都改变了,然后西方的标准就转变成了西方的话语权.现在中国通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逐渐赶上西方时,我们可以说我们自信了.这时我们在来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身份就免不了是一种追授了.这种追授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而且也包括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赖以立足的过去.如何在这两点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点呢?
我们再看一下“溪山清远”那个展实际上也是基于后殖民西方语境下的“春卷”而已,只是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是基于西方哲学系统下的世俗文化发展,中国的现代性,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兼有社会中产化、世俗化、多元化、政治参与扩大化、政治运作法治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些大的宏观的方面,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中国古典的传统哲学的一元论方式如何与西方哲学建立有机的融合看来是个很困难的命题,在《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中,潘天寿说到
“东西两大统系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
在两个文化的峰顶是很难对话的,只有在山脚下才能对话.从文化源头和民族性格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民族性格是大陆性格,崇尚创造,勤奋刻苦,注重集体主义,西方是海洋民族性格,好斗扩张,注重个人主义.在文化上形成的思想结构和思想模式就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是以两希文化做为他们文化根源,在文艺复兴后,逐渐进行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创造并走出了一条独立的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潘诺夫斯基在他的《视觉艺术的含义》提到中人文主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一是人是和动物、兽性相对,呈现出和动物的区别,它被视为一种价值；二是人和神性的区别,他被视为一种局限.西方文化就是在这些斗争中前进的.最后才形成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这些不断超越和反对前者的艺术形式.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民族性格是大陆性的.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和道家的文化主张为主体的文化倾向,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当然也反映了一种大陆的民族性格.而中国的现代性是学习西方和嫁接西方的结果,中国的现代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断裂的,现在中国人对传统的继承,我认为更多是体现在集体无意识之中,一种祖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两者之间如果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也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无论是风格论、图像学、文化上的后殖民理论还是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这些都是西方批评的一种套式和思维模型,对于中国身份的问题的提出也是在西方这些语境下提出和阐述的,其本身就带有后殖民的色彩.东方主义出自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本书是1978年出版的,但是东方主义的思想在18世纪的西方形成和发展起来了,我认为西方建立起这种“话语”,对待东方的集体制度是西方需要建立一个与其相反的参照系来定义自己.东方对于西方来说就只是“话语”和“知识”,这种知识也建立在他们一定的想象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又具有相当的娱乐性,其产生于观众好奇的愿望.像“溪山清远”那个展那样使用中国符号来说明中国性的例子之所以会被认为是迎合西方的口味的,里头掺有后殖民的味道.我认为是因为它和当下的中国的社会情况有一定的脱离,而又无法进入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思维精髓中去,因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中国古代传统. 它既没有反映中国现在的处境和生活,也不能反映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思维精髓,因为这种精髓在已经被现代性的中国难以寻找了.
既然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在宏观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具体细节方面,也就是我们在创作时应该在微观叙事的角度出发.这里就要说到小“我”,自我的生存处境.我所关心的是工业社会的现代性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生存方面的问题.就像马尔库塞写的《单向度的人》中描述的一样.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注解：
① 潘天寿：《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 人民美术出版社
② 选自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导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 “就历史而言,“人本”［人文主义］（humanitas）一字有两层清楚可辨的意义.第一层意义乃是基于人与低于人之间的对比；第二层则是源自人与超乎人之间的不同.就第一点而言,“人本”［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价植（value）,第二点则意谓着一种局限（limi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