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53岁的时候,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终于喊出了自己生命里那个妖怪的名字：“亚斯伯格综合征”.
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朱德庸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在他的前半生中.这种泛自闭症障碍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不吐不快,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
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他会抗拒、紧张.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写邮票,他捏着钱,头脑一片空白,只想逃跑.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然后抓住同学.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你不要叫我去问,你自己一去.”
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在他成年之后,依然不断提醒,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他的新书《跟笨蛋一起谈恋爱》年初在大陆出版,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笑声不断,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比如他总是认错字.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去年又更明白一些.医师给朱德庸下了结论,说他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巧的是,他的那位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这种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朱德庸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地,知道了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亚斯伯格综合征,朱德庸的父亲可能也有.作为蒋经国的学生,朱父很得蒋经国赏识.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来找他,问：“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朱德庸听妈妈讲,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蒋经国只好留下话.说：“你好好想一想,我下次再来问你.”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父亲依然默默摇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来人只好叹气走掉.从那之后,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
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一生平安,朱德庸想,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如果受到提拔,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或者说,命运对疾病的补偿.
“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想了想说.
对朱德庸来说,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
到20世纪末尾.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在玻璃球里.朱德庸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因此愤怒难平.
1999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冒出滚滚的水汽,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在门口蹲着剁肉.
“你也许说他们粗糙,但对我来说,那是活生生的生活.”
十多年后,他又到那条胡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到处是咖啡店、服装店,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
台北也一样,在他看来,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脑袋里面只有钱.
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我有一把椅子,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你的爷爷常坐这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因为他无所寄托.”
选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