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8岁画一棺木于墙上,旁边刻着八字自勉：“读书则生,不则入棺”.11岁师从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13岁至20岁期间“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到了20岁,因博览群书,林纾的文字根底已极为深厚.23岁时,他开始担任蒙师,教儿童读书识字.虽然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但他在贫寒困苦中崛起,宁肯忍饥挨饿,也要从捉襟见肘的饭钱中省下一部分,积攒起来用于写书.林纾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
因不懂洋文,直到四十多岁林纾还没有接触过外国小说,是个“蟹行文字”的白丁.然而他却奇迹般地走上了翻译之路,成为译坛泰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林纾的夫人不幸逝世,林纾伤心极深,终日闷闷不乐.为使其从痛苦中走出,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字子仁,号晓斋,生于1864年）,此人不但精通法语,中文造诣也很高.他从巴黎带回多部仲马父子的作品.为让林纾从丧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他向林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并建议合译这部名著.因不懂外语,经王寿昌再三劝说,林纾才答应一试.林与王来到石鼓山,王手捧法文原著逐字逐句绘声绘色口译,林则铺纸于几,全神贯注地细听,由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他应声而写,下笔如飞,晓畅如流.当然这“译”,并非是机械地记下王的口译,而是运笔写出“信、达、雅”的文言.其译文文墨酣畅,富于情感.1899年,这部翻译小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书名,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长篇译著完成并出版,很快风行国内.
从翻译《茶花女》开始,林纾通过他人口译、自己落笔成书,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与林合译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他常常是“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到1924年林纾逝世,二十多年间他一共翻译了外国作品二百多部,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挪威、西班牙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小说,包括40余部世界名著.其中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雨果、塞万提斯、笛福等人的著作,都是由林纾第一次译成中文的.至今家喻户晓的《老古玩店》（林译为《孝女耐儿传》）、《艾凡赫》（林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大卫考伯菲尔》（林译为《块肉余生述》）、《董贝父子》（林译为《冰雪因缘》）、《九三年》（林译为《双雄义死录》）、《唐吉诃德》（林译为《魔侠传》）,《汤姆叔叔的小屋》（林译为《黑奴吁天录》）,还有《伊索寓言》、《鲁宾孙漂流记》、《幼年少年青年》、《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及莎士比亚的某些剧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也都出自林纾的手笔,更有一些他的译作,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新的中文版本出现.
林纾生活的年代,正是第二次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年代.因而,救亡图存是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的主要动机之一.林纾每翻译一种小说必写序、跋、识语、达旨等等,字里行间洋溢着炽热的爱国衷肠.如林纾在《黑奴吁天录跋》里写到“触黄种之将亡”,“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此书一出,便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争相购读,激发了一轮爱国热潮.国人感到黑奴悲惨的遭遇注定会落在他们的身上.一位笔名“灵石”的读者发表文章：“我读《吁天录》,以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林纾希冀以自己的译作让读者有爱国之心,拯救贫弱的祖国与危难,正如他在日本小说《不如归》的译序言中写道：“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
林纾他提倡振兴实业,向西方学习,但有他的原则：“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他在《雾中人叙》中说“吾恒语学生日：彼盗之以劫自鸣,吾不能效也,当求备盗之方”.实际上他是希望通过促使人们学习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办法,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华民族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彰显了林纾的拳拳爱国之心.
钱钟书先生曾将林纾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并这样评价林纾的翻译：“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康有为称林纾是中国近代与严复齐名的大翻译家――“译才并世称严林”.沈雁冰校订过《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后认为：“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郑振铎考察了《孝女耐儿传》后说：“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的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译出”.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译集《点滴》序上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鲁迅对早期林纾译作更是每本必读的,看过之后还把它送到订书店改为精装本,并评价到“文章确实很好”.郭沫若说,林纾翻译的书是他当时嗜好的一种读物.郭在《我的童年》中写道：“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邱炜爰在一篇题为《客云芦小说话.挥尘拾遗》中对林译大加赞赏：“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
林纾以“不审西文”之身奇迹般地登上翻译舞台,虽然译文存在误解,遗漏和任意删改的毛病,正如林纾本人自评：“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错讹,均出不知”.但瑕不掩瑜,林纾胸怀拳拳爱国之心,借手中神来之笔,以翻译为手段,向国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为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