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次公开书面“答辩”

更新时间:2024-01-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0105 浏览:35721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1967年是刘少奇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多年在家养病的林彪突然成了接班人,而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则由第二位一下子滑到了第八位.刘少奇不仅无法继续过问“”运动,而且不断地受到中南海造反派的冲击.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揭发出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问题,简直让世人吃惊.

以公开信方式答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4日,时任主任的汪东兴,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住地,当面向刘少奇传达了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刘少奇知道汪东兴传达的虽名为的意见,可实际上就是小组的意见.他清楚地知道当时政治局已经形同虚设,而和陈伯达领导的小组则权倾一时,已取代了书记处.

刘少奇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要面对学生,彻底检查在“”初期“形‘左’实右”的路线错误的时候了.许多想说的话,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7月9日,刘少奇给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了一份“检查”,经汪东兴交给了北京建工学院.当日“新八一战斗团”就在该校的校报上全文公布了刘少奇的这个三千言的“检查”.随后传抄至全国各地,这激起了各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极大不满,因为这毕竟是“”以来,刘少奇亲笔写的“检查”,也是他对这场运动的公开表态.

刘少奇在这个“检查”中,首先谈到他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的原因.刘少奇写道:“1966年7月底.号召所有负责同志及各地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起去等”刘少奇回顾了他们于1966年8月2日去该校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话的经过.他还回顾了3日在李雪峰、谷牧和戚本禹等人陪同下再次来到该校和“新八一战斗团”见面并和学生代表交谈的经过,以及4日在中南海找建筑工程学院工作组谈话的经过.

1966年8月5日中午,刘少奇接到通知,说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并要刘少奇最好亲自去看一看.傍晚时分,刘少奇在中南海某小会议室前,果然看到那张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他发现贴在墙壁上的大字报虽是秘书抄写的,但从这张大字报的语言风格中可以断定出自手笔无疑,大字报让他触目惊心:“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在“检查”中说:“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时候,我已经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当天下午,我用告诉李雪峰,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此时,刘少奇已经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北京建工学院有几名同学给他来信,相关部门又送来几份关于建工学院运动的简报后,刘少奇根本就不敢答复,这些信函他让秘书都转给李雪峰处理了.这就是刘少奇和北京建工学院师生进行接触的简单经过.

刘少奇在这个“检查”中回顾了一年前不在北京期间,他和主持工作时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说:“不在北京时,是、党委托我主持党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等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等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党是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是谁应负主要责任等”刘少奇这次“检查”,虽然并没有把他想说的心里话都说透,不过,他还是向外透露了主持工作的隐情.尽管刘少奇的“检查”很快就遭到了红卫兵们的口诛笔伐,然而毕竟起到了廓清内幕的作用.

戚本禹发表长文涉及的“八个为什么”,给了刘少奇一个公开“答辩”的机会

在刘少奇对建工学院公开“检查”的三个月前,还有一次外界鲜为人知的“答辩”.那是中南海造反派要求刘少奇写的一份“检查”,主要是针对时任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所发文章中涉及的八个问题,造反派要求刘少奇必须分别作出正面的回应.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当时被称为“讨刘战斗檄文”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实,在戚本禹发表这篇长文半个月前,刘少奇就已经感到来自小组的威胁了.早在1966年9月,刘少奇就针对在杭州期间他和主持工作期间,向北京各大院校派工作组等问题作过一次认真的“检查”.当时,还在其“检查”上作了“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的批示.在10月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作了检讨.可是,不久林彪和控制的小组向全国下发刘少奇在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时,刻意删除了对刘少奇“检查”的肯定性批语,从而让刘少奇的“检查”变成了各地“批刘”的一个靶子.就在这时候,身边有人告诉刘少奇,北京街头已见小报在谣传刘少奇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了,并说刘自称是“红色写办”等等.1967年3月28日,刘少奇致信,驳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上造谣诬蔑:“我看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主席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清楚.一起同看的有总理周恩来同志,似乎还有胡乔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们都没讲什么.”“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这种想法和看法,不可能等讲这个话.”就在刘少奇对自己前途做最坏考虑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突然临头了――这就是戚本禹的署名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报纸和电台上发表了.戚本禹尽管当时只是小组的普通成员,但有这样的后台撑腰,因此他的文章具有的煽动力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戚本禹的文章真像他所加的副标题那样“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当然不会引起刘少奇的高度警惕和愤慨.引人注意的是戚本禹在这篇长文的最后部分,竟然提出了“八大质疑”,即后来被造反派称为“重磅炸弹”并进而逼迫刘少奇公开表态的“八个为什么”.让刘少奇无法容忍的是,戚本禹提出的问题完全与电影《清宫秘史》毫无关联.他的“八个为什么”是:“一、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二、为什么你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三、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四、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五、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六、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七、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确实如一颗重磅炸弹.

4月6日晚,中南海一些造反派就一路高呼口号地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他们要求刘少奇必须马上改变作息时间,勒令他必须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服,还把一张紧急通令送到了刘少奇面前.在这份通令中,造反派严厉要求刘少奇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到的“八个为什么”,作出明确的答复.

无所畏惧,据实反驳戚本禹的“八个为什么”

刘少奇接到紧急通令后,于4月14日作出如下回应: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在四月八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等你的意思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给陕北党,请决定.不久就得到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当时党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张闻天交代,他当时没有报告,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有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没有过问.最近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于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在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几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批评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是反映国内主要阶级矛盾等”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等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当时就反对,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同七大的立场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会议听见邓子恢说安徽‘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一九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过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检查中已作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著作,阅读指定我要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刘少奇的这份“答辩”材料,义正词严地回应了对他的诬蔑.应该说这时的刘少奇已经做了最坏的考虑,在此之前,刘少奇纵然有许多心里话要说,可在当时形势下,根本没有他“答辩”的机会.现在戚本禹的挑战给了他这个一吐为快的机会.“答辩”材料写好后,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尽快把“答辩”原件送交中南海造反派,还特别叮嘱一定要让更多群众了解“八个为什么”的事实真相.这样,工作人员就按刘少奇的意思,把他的“答辩”抄成了几张大字报,然后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棚里张贴出来.消息很快就传到等人耳中,三个小时后,刘少奇这份大字报被一群造反派当场撕得粉碎.不过,仍有人把刘少奇的这份“答辩”冒险抄了下来,更有胆大者还把它迅速刊登在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上,不过是以《刘少奇的第二次反扑》为题面世的.但不管怎么样,刘少奇的声音终于通过大字报从幽禁他的中南海福禄居传到四面八方.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八个为什么”,在那样一种政治形势下能得到刘少奇的公开澄清,确有振聋发聩之感.


7月18日,在等人的暗中操纵下,中南海造反派举行了批斗刘少奇夫妇大会.刘少奇在福禄居院内受到批斗,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到现场指挥群众围攻刘少奇.批斗结束以后,刘少奇回到办公室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但仍然从抽屉里找出《宪法》,悲愤至极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然而,刘少奇在困境中虽然支撑病弱的身子不断据理力争,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发言权从此被剥夺以后,刘少奇的病情也随之加重了.1969年秋,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病重中的刘少奇遂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秘密送往河南开封.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少奇含冤病逝于开封.专案组事后以“刘卫黄”名义将刘少奇就地火化.

刘少奇的去世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他临死之前的奋力抗争,尤其是在“”中厄运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他当头压来之际,敢于面对险恶形势,义正词严地两次公开发出自己抗争的声音,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敢于坚持真理的决心.刘少奇这种不惧邪恶的精神难能可贵,几十年后再读他的两次“答辩”,仍然字字见血,声声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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