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最好的教材

前些日子,带妻女到庐山住了一周,有机会逛了不少名胜,印象最深的当属白鹿洞书院.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南麓,辖地3000亩,古木参天,溪流潺潺,确是读书静思的好去处.怪不得朱熹《朱子语类》中的读书心得写得那么好,在风景如此绝佳之所在,不读出点道道才怪.

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当年朱熹和弟子们读书的那间教室,老师的椅子在讲台一张桌子后边,下边是学生们的书桌和椅子,边上陈列着他们读的书.我看了一下,惊讶地发现,他们读的书中没有同时代人编写的教材,只有古老的四书五经之类.学生在教室静读,读不懂了,就问老师,老师间或有讲解,或外请一些如陆九渊之类的名学者在此授课.这些老师们心心念念的不是创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而是引导学生们进入经典；不是口口声声的“我觉得”,而是念兹在兹的“经上如是说”；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

这使我想到西方的人文教育理念,照雅斯贝尔斯的设想,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读经典、读大书.对孩子们来说,越早开始读越好.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孩子们从小读书只读经典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别的教材,所谓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学科教科书,等到十多岁之后再开始教也不迟.教材是普通学者编的,经典却是大师写的.只有早早学会跟大师对话,孩子们才可能学会拒绝精神垃圾,养成良好品味.所以,戒网瘾用电击不是办法,最根本的是培养孩子们的高尚情趣.高尚情趣的培养需从经典入手.

古罗马的贵族家庭会聘请训蒙师傅来带孩子们背诵、阅读和理解经典,像中国古代的西宾.教师们的任务不是兜售自己的知识,而是忠实地教会孩子们读通经典.此乃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滥觞之根源.美国新人文主义巨匠欧文白璧德就盛赞古罗马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甚至以此贬低180年后经由法国启蒙运动而产生的人道主义理念.人道主义重普及,人文主义重提高,其区别可见一斑.

而犹太民族则要求孩子到了12岁就必须会背诵希伯来文《圣经》.《圣经》对他们民族来说,乃书中之书,家长每天都有责任给孩子们讲解.这样一来,晚上最宝贵的时间不是献给电视,而是献给经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熏陶成“律法之子”,不管身处何方,血管中都流淌着经书的血液,使这个民族,哪怕历经近2000年流亡漂泊,仍能凝聚成国.

这也使我想起小学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小学课本,而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固然课本也有名著节选,但大都经过改写,在最能背诵经典的阶段,孩子们背过的不是名著,而是这些拙劣的改写或时文.若非读了莎士比亚著作,以后能否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对我来说都是未知数.这也正是我自己动手写作《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经典比教材重要,或者说经典是最好的教材?朱熹在《观书有感》里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古老经典才是“源头活水”.

英国“朝圣山三巨星”之一的迈克尔博兰尼,特别提到,一个人若要有真正创新,必须得有特别沉潜力.这种沉潜力首先是回到经典的能力.在不断、反复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一个人得到某种“支援意识”,这种“支援意识”不同于“集中意识”,是人知识结构中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部分.

其实,没必要说那么远,我们平时所谓“名师出高徒”“三代出一个贵族”或“三代出一个厨师”等类说法,不都强调传统积淀和家学渊源的重要吗?这来不得半点虚的.要成为钢琴家,你一定要勤练大师的乐曲,否则打开琴就弹那叫“乱弹琴”.要成为书法家,肯定得临摹碑帖,否则那叫涂鸦.

所有作家中,我最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成名作《穷人》发表后创作陷入危机,1847年开始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小组活动,1849年春被捕并判死刑.临刑前一刻,他和其他犯人被告知获赦.这给他极大震荡,他明白了“生命是一个礼物”,开始认真对待信仰.3天后,他被流放西伯利亚,路上遇到热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其后,他被投进鄂木斯克要塞监狱,狱中不许读其他书,他便反复读《圣经》,这本书竟拯救了他的创作,给了他创作上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其后的一系列作品无一不与他在狱中获得的精神视野有关.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去世前,他特意把孩子们叫到床边,郑重其事地把《圣经》递到孩子们手中,嘱咐他们要好好珍藏和阅读.

徜徉在白鹿洞书院密林溪水边,思绪万千.妻子催我往外走.边走边遇到一拨又一拨游人,人声鼎沸,顿觉这真不是一个读书静思的年代.不过,唯其难能,所以可贵.

（选自《南风窗》2009年第23期）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请结合自己的理解,分析这样写的作用.

答：

2.作者认为“经典是最好的教材”,为什么?

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