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院所肇始时间考

更新时间:2024-02-1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7879 浏览:130468

作者简介:陈元(1974-),男,江西永丰人,教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吉安,343009.

摘 要:蔡元培认为,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的国学研究所是我国大学最早出现的研究院所,但从蔡元培的另外说法、时人的回忆评价以及报刊资料的记载等史料又可证明1917年底的北京大学实已有了各门研究所的草创.各门研究所不仅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些许成绩,而且研究所的制度和职能与改组后的国学研究所也有延续性和相似性,因此它们应是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真正发端.

关 键 词: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50-05

1925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写序称:“近十年来,国立北京大学屡有设立各系研究所的计划,为经费所限,不能实行.民国十年,由评议会决定,类聚各科,设四种研究所,因国学门较为重要,特先设立.”[1]1926年,他在回顾我国十五年来大学教育的进步时再次称[2]:

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本有研究所一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十年议决,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

1936年,蔡元培在《二十五年来中国研究机关之类别与其成立次第》中,将中国的研究机关分成四类,其中的第三类是“大学中的研究院”,并且他重申此类研究机关“以国立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为最先成立者”.[3]或以是之故,当今学者仍沿用其观点,认为1922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创办乃是我国大学研究院所之肇始.如陈以爱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所[4],陈亚玲[5]和赵冬[6]皆认为它是我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研究机构,徐明华[7]和刘爱东[8]称它是我国近代大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可见他们普遍认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是一个发端的观点.为探究其因其实,现对北京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时间再作考证,并就蔡元培之观点作些辨疑.

一、北京大学研究所首创时间考

(一)蔡元培的另外说法

民国初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内发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得设大学院,作为大学院生研究之所.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也明确提到[9]: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可后来因蔡元培的迅速离职,这个在大学设立研究院所的良好主张确未实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实现自己的夙愿,旋即着手在校内创设研究所.在其著述中,亦有不少的相关记载.在1918年9月20日的开学演讲中,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10]如是表明,一年前的北京大学即在筹设或已设了研究所.1920年9月16日,蔡元培在开学演讲中再次提到:“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但各系分设,觉得散漫一点,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现在改组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设备,当然有点进步.”[11]言外之意是,他对研究所的已有工作并不满意,但也从侧面反映了1920年前的北京大学已设立了各种研究所.这也似乎与其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所言“各科必设各种研究所”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12]: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陈元: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

1920年秋,蔡元培应邀在长沙作了《何谓文化》的讲演,他介绍说[13]:

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但各国为便利学者起见,常常设有独立的研究所.如法国的巴斯笃研究所,专研究生物化学及微生物学,是世界最著名的.美国富人常常创捐基金,设立各种研究所,所以工艺上新发明很多.我们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但设备很不完全.至于独立的研究所,竟还没有听到.

此时他又明确表示“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但设备很不完全”.从上述可知,在1920年之前,北京大学确实已设立了研究所.

(二)时人的回忆评价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研究院所在大学内的首创也必然引发时人的讨论与评价.其中不免涉及研究院所的创设时间,亦可为论证提供依据.

1930年,周作人写了《北大的支路》一文作为北大三十二周年纪念,他在回忆十三年前的事情时说[14]:

我是民国六年四月到北大来的,如今已是前后十四年了.等,而民六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希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

1931年,何炳松在其《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中也提到:“民国七年增设研究所以提高学术的程度,民国八年又招收女生以提倡男女同学的制度,北京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和新文化的领袖.”[15]周作人和何炳松均对北京大学当年创办研究所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皆说1917年或1918年的北京大学已办有研究所.1932年,傅斯年在《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中说:“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知道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16]傅斯年认为,大概1917年前后,北京大学即已“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虽然傅斯年对当年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工作颇为失望,但他还是认为那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事.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顾颉刚作了《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也记录了蔡元培创办研究所一事,他说[17]: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做研究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

从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及评价中,也可获知北京大学在1918年左右已设有研究所.可其创建的具体时间尚难确认,并且设立了何种研究所也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信,在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先就已有研究所之设立.

(三)报刊资料的记载

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创设,亦可从其时的《北京大学日刊》(下文简称《日刊》)中觅得其草创时期的各种痕迹.如1917年11月16日的《日刊》(第1号)公布了北京大学《研究所通则》7条,其中乙、丙两条规定[18]:

(乙)本学期所拟设之研究所凡九:国文学、英文学、哲学(以上文科);数学、物理学、化学(以上理科);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以上法科).(丙)法科各研究所,设于法科;文、理两科之研究所,暂设于二道桥之赁屋,俟新宿舍成后,于西斋设之.

按《通则》意思,此时拟设的研究所为国文学研究所、英文学研究所等九个研究所,分属文、理、法三科,且各科研究所有专门研究之所.其外,当日《日刊》还刊发了哲学、国学门的招生通告:“凡有志愿入本所为研究员者,望于本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时至校长室会议一切进行事宜,及指定所愿研究之科目”.[18]从“通告”可悉,国文与哲学门研究所似乎在11月16日前就已成立,现正在广招研究人员.11月17日《日刊》发布了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和哲学门研究所的启事,声称研究所“已组织就绪”;其外,当日《日刊》还刊发了“理科研究所第一次报告”,报告称1917年11月9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筹商理科研究所办法,推举了研究主任三人,等等.[19]11月30日《日刊》又公布了《文科研究所办事细则》10条、《文科研究所办法草案》5条14款.[20]12月1日,《日刊》公布了李光宇、李绩祖、李芳分别为文、理、法科研究所事务员的“校令”及“理科研究所事务员规则”.[21]12月15日刊登了“理科研究所通信研究规则”5条,规定了通信研究员的资格确认和具体要求.[22]12月22日《日刊》刊登了“法科研究所办事细则”,规定了主任职员、事务员的职责范围及日常办事管理规则;另有“法科学长报告书”称:“法科各研究所着手组织已经累月,现已就绪,可告成立.共分三门,曰法律门研究所、政治门研究所、经济门研究所”.[23]12月25日《日刊》刊载了“法科研究所职员会议事录”,其称“法科研究所于12月12日下午三时在法科学长室开职员会,讨议各种规则及一切事务.是日到会者为法科学长王建祖以及下面三门研究所的主任.”[24]从以上研究所之动态及人事情况可见,1917年底,文、理、法三科的各门研究所已陆续成立.再如1918年4月11日的《日刊》之“集会一览表”,其“召集者”分别有国文研究所、经济门研究所、英文研究所、法律门研究所、化学门研究所、哲学门研究所.[25]由此看来,蔡元培所说1918年“拟设”的研究所,并非如其所说因经费无着而搁浅.如1918年,校方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规程》有曰:“七年一月,各科各门研究所均成立,月增经费四千五百元.”[26]又如1918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其“沿革一览”及“规程一览”部分,均有研究所的介绍;而“在校同学录”,更是收录了文、理、法各科各门研究所同学的姓名、别号、籍贯、毕业学校、研究科目以及通信处等.[27]

总之,北京大学1917年底草创的研究所,是按照文、理、法三科各个学门建立的.虽然其时研究所设备和组织极不完善,但它们是我国大学中最早成立的研究所,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二、蔡元培观点的可能成因及辨疑

既然研究所在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之初即已创立,但自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后,蔡元培再也未曾提及亦是其亲自主导创设的、本有首创意义的旧时研究所(按:代指1917年设立的研究所),更不曾将其视为我国大学研究院所之发端.个中缘由之一可能如蔡元培所言,其“一点没有成绩”;其次可能是因为蔡元培对其有所改组,认为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在制度和职能两方面完全不同,故而排斥了前者.笔者就以上问题再作辨疑.

北京大学旧时研究所已有一些成绩

确实,相对于1922年国学研究所的功绩来说,北京大学旧时研究所确实颇显“寒酸”,但也并非像蔡元培所评价的那样糟糕到“竟一点没有成绩”.其实,1917年底各门研究所创办后,也陆续开展了一些工作.如:各门教员分别确定研究科目,负责主讲和研究;各门研究所也定期举行报告会,每次报告会由研究员中的一人报告研究心得和疑难问题,然后由有关教员和研究员讨论并提出意见;举行不定期的讲演会,邀请校内外专家作学术演讲,所以北京大学《日刊》也时有“集会一览表”刊出,以作为集会预告;指导培养研究员(现称研究生),1918年初北京大学就有研究员148人(其中毕业生80人、高级生68人),另有通讯研究员32人[28];负责编辑刊行《北京大学月刊》,刊发文、理、法三科的学术研究文章,全年共十期,由各门研究所主任每人负责一期,另一期增刊由蔡元培亲自编辑;成立各种研究会并开展活动,如国文门研究所下有国语研究会、小说研究会等,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1918年2月1日的《日刊》刊登了《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到1918年5月已征集到全国各地歌谣1100多首.[29]各种迹象表明,旧时的各门研究所还是开展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所得成绩可能与蔡元培之期望相差甚远,故而他后来避而言之.

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制度有延续性

旧时研究所由于成绩不尽如人意,所以蔡元培议决改组.但事实上,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制度大同小异,尤其在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制度方面十分明显.如1917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规定[30]:

本校毕业生俱得以自由志愿入研究所;本校高级学生,主任教员认为合格者,得入研究所;本校毕业生以外,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之程度,而志愿入研究所者,经校长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本国及外国学者,志愿共同研究而不能到所者,得为通信研究员.

1922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规定“本所原为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而设,但未毕业之学生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经所长特许,亦得入所研究.”[31]1922年2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的《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32]156-157:

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送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其审查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凡本校毕业生及校外学者,不能到校、而有研究之志愿者,得通信研究.

可见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均招收研究生,而且招生均无需入学考试,皆招收校内外毕业生和在读生,而且对不能到校研究者皆采取通信研究之方式,因此它们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基本是一致的,可见其延续性.

改组前后的研究所职能有相似性

1920年和1921年北京大学分别通过了《研究所简章》和《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将旧有的各门研究所合并为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四门,但各门研究所依然培养研究生并开设研究课程,而且只是在旧时九门研究所的研究科目之上增加了地质学、外国历史、德法俄等外国文学几种.另外,改组前后的研究所皆发行刊物刊载研究文章,尤其1922年2月蔡元培在国学门委员会上曾提议研究所各门出一种杂志,后决议由研究所四学门共分任编辑,每年每学门各分得三期.[32]157此做法与上述《北京大学月刊》由各门研究所编辑负责的模式如出一辙.国学研究所正式创办后,先后发行过《歌谣周刊》、《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四种期刊来传播学术观念.国学研究所采取了研究所与学会结合的体制,内设了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等五会,指导各学会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其中歌谣研究会的前身可追溯到1918年2月成立的歌谣征集处,这也与1917年国文门研究所下设国语研究会、小说研究会等社团组织甚为相似.国学研究所也举办月讲,规定每月5日为专门学术讲演会,这也与旧时研究所的“集会”活动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