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教育属上层建筑,并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周予同认为,解决教育之道不应停留在仅仅从教育本身入手,而应首先革新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在大的社会变革中追求实现教育改革和进步.所以,与其说阐述的是教育主张,毋宁说是一种社会改革思想.其激进、空想的色彩自然就浓厚了许多.他认为：“想使教育以全人类进化为目的,而免除一切利用的色彩,决不能仅就教育本身去解决,而非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着手不可.教育事业固然有许多可以用零碎解决的办法,但根本问题不能不采用总解决.因为怀抱这种空想的缘故,所以我对于教育的意见,近于革命的,而非改进的.”[5]相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其带有明显社会改良色彩,近似于社会革命理论的教育主张无疑是超前的,注定了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命运.
三、周予同的现实苦闷
除中国社会现状实际的不许之外,周予同个人的编辑职业特征和无奈也成为他实现教育理想的羁绊.他认为作为杂志编辑,思想与舆论的引导与批评是其应尽的天职,但有时也为现实环境所不许.因教育杂志社附属商务印书馆,而商务是经营出版的企业机关,为营业的关系,杂志社编辑也得有所顾忌.引导与批评势所不能,追随与敷衍心所不愿,于是他们陷入矛盾、苦闷的泥泞.
《教育杂志》1930年第22卷初设“论评”专栏,起初几期连续发表有《教育精神的独立自由化与教育制度的贫民化》《教育与官僚主义》等评论文章,用犀利的文字指责教育病态,颇得读者的好感.然而好景不长,国民政府为加强思想舆论控制,制定颁布“出版法”,论自由.规定所有著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都须注册.商务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出版法”复印给周予同,三令五申强调须全盘遵照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开设不久的“论评”专栏只存续了十余期后就不得已停止.《教育杂志》也只好刊登国外学术的介绍与国内无关大体的建议文章.周予同为此感到相当苦闷：“当时我私人接到若干封青年们的询问与辱骂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么可答复呢?我只有恨我的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的牵累而已.”
心灰意冷的他对编辑职业不再抱有奢想,仅将其视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已.为解除此苦闷,周予同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组织专门的教育学术团体――教育学会,希望把自己的教育理想寄托在该组织上,“想由这学会产生一种理念与行动,以建做未来中国的教育轨辙”.但他随后发现,教育学会的人“对于国际与中国,既没有纵的历史观察,也没有横的社会讨索,他们坚持着主观的见地,将自己变成英雄与先知者样的人物,然而他们只是脱离大众的英雄与超越世间的先知者而已”,更严重的是,这些人只是把教育学会当做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他只好愤然退出,“回归到孤寂的编辑室里,仍然徘徊,仍然矛盾,仍然陷于苦闷的泥泞”.[6]
周予同主编《教育杂志》,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当时西方学说大量引入,思想文化领域新旧思潮激烈碰撞,自由、、平等、人权思想得以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得到了很大解放.在教育领域,西方各种教育思潮涌入中国,教育界一时众说纷呈,主义繁多,呈现出热闹异常的景象.人们激于国危世衰,开始重视教育的平等权利,重视自主、自由健全人格的培养,大力倡导教育改革,从而实现教育救国.但这种众说纷呈、热闹异常的思潮背后,却存在着太多的游弋在中西之间、教育与社会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境.以周予同为例,他的教育理想近似于一种具有激进和空想色彩的社会革新理论,在当时现实社会条件下难以实现.同时,自身编辑职业的限制与无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抵牾与距离,也折射出了一位年轻编辑学人的苦闷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