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核心提示：1984年商品经济蓄势待发,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意识已经活跃了起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给全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为后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覃家桥（学者）
编者按
1984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一期“温故”,聚焦一批堪称伟大的公司的诞生.本期“温故”则把目光放在商品经济地位的确立.
回翻这一页,我们由衷感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影响了世界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0年前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30年的沧桑岁月,30年的丰功伟业,需要的是勇气、智慧和决心.
探索：从农村到城市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改革的重点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早在1979年11月,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农村改革经验,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当时,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怎么写作业的企业,已有100多万个,职工共达8000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开始.1978年12月,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1979年4月,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作出规定,确定城市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划分和地方的管理权限；整个国民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要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城市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改革继续前行.
几年实践下来,“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与此同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对中国而言,加快改革步伐,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那是一个春天
1984年的不凡,从元旦之后不久就显现出来.决定去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被称之为“第一次南巡”.
1月24日,抵达深圳,27日来到珠海,马不停蹄地走遍特区,并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这一新闻传播全国,给关于特区的争论——特区到底还姓不姓社——画上了句号.
两个月后,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这年3月,在企业界,发生了一件举国关注的事情.23日,福建省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经理向省委写了一封信——“请给我们‘松绑’”.这封信言辞恳切,“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省委书记项南当天作了批示.
3月24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封对中国企业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信,这一天后来也被确定为“中国厂长经理日”.很快,全国媒体纷纷转发,《人民日报》配发了“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放权”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企业放权也为几个月后商品经济确立地位作了很好的铺垫.
1984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会议不得不提,它看似不大,却对今后中国改革产生了影响.
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举办此次会议初衷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试验正在全面铺开,需要发现一批新生力量来从事经济学研究.会议从3月份开始筹备,收到论文1300篇,代表人选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讨论会主要涉及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等八大方面的问题,很多建言的科学性在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检验.作为青年经济学家的首次集体亮相,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重要的会议之一.到了80年代末,这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走向分化,有的人继续研究经济问题并成为中坚力量,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出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如何看待改革
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步大的进展都是在争议与思想解放之中取得的.
从财经评论人王安所写的《改革开放26年,那些经济学家的身影》、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以及经济学家文集、有关文献之中,都可以看到关于这些交锋的记载或评述.
1979年到1980年,物价普遍上扬,有人认为这是由改革所导致的,放弃计划会带来天下大乱.这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身患重病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另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持相似观点.
不过,随着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终成为十二大报告对改革目标的表述.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
“商品经济”大放光彩
前进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两年之后,“商品经济”出现在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进入了春天.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共一万六千余字,分为十个部分,包括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合理的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等等.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披露,原稿第四部分标题是“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听取各方意见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改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过,又加上了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不管怎样,“商品经济”第一次在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发挥重要影响的会议之一.《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记载,在当年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其后,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中国经济再度迸发出活力.经济学家夏振坤回忆说,“似乎一夜之间,汉口交通路神奇般地繁华起来,多年不见的商品都出现了.在扬子街服装市场,衣服花色鲜艳、便宜,很讨市民喜欢.”
尽管日后有所反复,但全社会创富潮流已经涌动.
一次次重大的飞跃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每当改革向前推进时,经济便会快速增长.而每次改革向前推进,则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13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吹响了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进军的新号角.
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一些基本制度和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首次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官邸制、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等.简而言之,这些重大突破对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都将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有学者打了比方评价：改革开放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最难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尽管“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已是中国面向未来的生存方式.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支点杂志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