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复旦三教授

更新时间:2023-12-2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9731 浏览:43294

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同时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复旦文科的许多教授,有的成了好朋友.我也为他们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这里说的三教授,他们是谭其骧、朱伯康和蔡尚思.

为谭其骧写“内参”

1991年10月中旬,谭其骧教授又一次大中风,送入华东医院抢救后方才脱离险境.不幸的是,他虽然神志清楚,但四肢瘫痪,大小便失禁,不能说话,无法吞咽,仅靠一只鼻孔输氧,一只鼻孔输鼻饲以维持生命.

“他是累垮的,”熟悉他的人如是说.十三年前,在华东师大,他集中两个月时间,紧张地修改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回到家才几天,就突发大中风,住院一年又八个月,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他挣脱“一批二用”的精神枷锁不久,又被套上“半身不遂”的肉体桎梏,对这位正要大展才华的老教授来说,是何等痛心疾首!他的学生、同事、朋友无不为他焦急,为他忧虑,他却很自信地说:“我不会死的,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他以惊人毅力同疾病作斗争,他要写字,要著述,他坚持锻炼手臂功能,终于使右手奇迹般地恢复了自由活动功能.

岁月无情,他再一次累倒了.大家去医院探望,他总是睁大眼睛,有时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他多么渴望同探访者聊聊天、谈谈学术等

谭其骧住在华东医院,起初三个病人一间病房,嘈杂不堪,家属和学校多次要求改善条件,但医院说没有单间病房,久久不得解决.后来,在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的过问下,医院总算把他搬到朝北的一间单人病房.为了更好地照料他的生活,家属请来一位护士,每月费用三百多元,此外,还有医院的管理费、营养费,连同家庭的房租、水电煤等费用,每月固定支出750元.但是,他的薪水连同其他补贴,每月只有680元,入不敷出,家属难以负担,多次向复旦校方反映实情,校方取出“规定”,细细研究,亦是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他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全国社科类学科中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二十五年间对世界有影响的五百位名人之一.遗憾的是他没有官衔、级别,也不能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按照这条铁的“规定”,每月的护工费和杂费自然不能报销.

学术界同行愤愤不平;家属四处奔波,寻求支持,最后请我写“内参”,向上面反映.

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谭其骧先生是系主任.我们这一年级有20多位同学是历史地理专业的,这是谭先生特地招来的,要培养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工作者.谭先生亲自为他们上课.我不是历史地理专业的,但我对历史地理颇有兴趣,有时也去听谭先生的课.谭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上课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我不是他的嫡传弟子,但我书上盖有他系主任名字的图章.我与他熟悉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时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有时在淮海中路他的家,请他为我们《学林》专刊撰稿,或向他请教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他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也是我最佩服的教授之一.眼看他如此痛苦的病体,我心里实在很不好受;想着他学术贡献如此之大,却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我对他们说:“写这个‘内参’我义不容辞!”

没有想到“内参”送上去的次日,报社分管“内参”的同事告诉我一个喜讯,说吴邦国同志在我的“内参”上作了批示.说罢,她向我出示批示:“对有特殊贡献的谭教授应予特殊照顾,特事特办,以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能担心攀比问题,但学术和贡献上又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

是的,在学术和贡献上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如果说奉献的话,谭其骧可谓典型矣!他一生除了留下属于他自己的著述——《长水集》论文集两册外,别无其他专著.刘知几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古往今来,三长兼有者不多,而谭其骧恰恰具备了这三长.他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有超人的卓识,在史学史、文化史以及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在给他的信中说:“弟闲赏品评人物,曾谓以兄之才、之学、之勤奋、之成就,实属百年难遇,为朋友辈之骄傲.”照理,像他这样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然而,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多的专著呢?用他的话来说:解放以来,一是长期教学任务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还很难预测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先搞个人著作的.”二是他认为“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何必出书?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他是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一生为国家集体项目献身的老教授,其贡献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有哪一个可与之攀比呢?

吴邦国同志的这个批示,给谭其骧家属和学术界同行以巨大的鼓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还需要破除那些不尽合理的“规定”吗?不是还需要破除人们思想上那些不适时宜的观念吗?

谭其骧的大儿子谭德睿,这位青铜技术研究专家兴冲冲地赶去医院,向父亲读了吴邦国同志的批示,谭其骧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听完了,他凝视良久,眼角冒出泪花.这位在大革命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隔近半个世纪又光荣加入中国的老教授,听完了市委书记的批示,心里久久不得平静.也许,他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十年前,他在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上写道:“人生的理想是做好工作,多为人民怎么写作,尽可能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今天,市委书记对他在学术上的肯定,生活上的关怀,他可以欣慰地走了.

与朱伯康的“忘年交”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住在国顺路的报社公房,朱伯康教授住在国年路的复旦第一宿舍.他是复旦大学第一任经济系主任,资格很老,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新中国成立初被人民政府聘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我们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翻阅了台湾著名学者胡秋原先生主编的《中华杂志》,读到陈铭枢先生一篇介绍上世纪30年代初《读书杂志》发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遗作,其中说到朱伯康先生在“论战”中“开了第一”.因为我对这一“论战”颇有兴趣,就贸然去复旦第一宿舍拜访朱先生,请他讲述开这“第一”的来龙去脉.朱先生时年87岁,是一位沉毅而讷于言的忠厚长者,身体颇健、思维敏捷.他从书架上取出几册王礼锡主编、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的《读书杂志》.在第二辑中辟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栏,刊有他的《中国社会之分析》.这是关于“论战”最早的—篇文章,文章指出,当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之一环,脱离了世界经济有机组成之研究,便根本上不能了解中国之经济.中国的社会依然是殖民化过程中的前期资本社会.这个社会有两个基本特色,即残余封建势力的挣扎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猛进,中国的革命,便根本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的民权革命.

此文一发,上海的各党派名流、学者纷纷著文,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百家争鸣,著名理论家张闻天也投入这一“论战”.后来,王礼锡出版了《社会史论战专辑》一至三辑.《读书杂志》一时轰动上海乃至全国,顿时销路大增.这一场“论战”对搞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遗憾的是今天尚鲜有人研究.朱先生感慨地说,参加当年“论战”的学人大多已故世,他很想在有生之年将“论战”的真相写出来,但又苦于难以出版.我说:“只要有学术与史料价值,不怕没有地方出版.”他听罢,连说:“对,对!”

与朱先生长谈,渐渐地了解他早年的一些经历.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志士.青年时代,就以一腔热血,投身于救国事业,1920年代中期起追随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诸将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那部60万言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是他与华振中先生合著的,书中可见朱先生的殷殷爱国之情.由于国难当头,壮志难酬,1934年朱先生远赴德国,师从经济学家韦廉·盖洛夫教授,攻读财政和经济学理论博士学位.一次,见其导师主编的三大卷《财政科学大系》论述各国财政史,独缺中国,遂愤然以《中国国家财政和财政制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填补了国际间关于中国财政史的空白.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又先后在内迁西南的浙江大学、大学、复旦大学商学院任教授.著有《经济学纲要》、《中国经济史纲》(合著),现在这两部书均为《民国丛书》重印出版.

我与朱先生来往多了,成了“忘年交”.有时我到他家,有时他来我家,我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一次,他说,他曾经撰写了一部中国经济史稿,交上海一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已预支其部分稿酬,“”期间,他遭批斗,稿费被迫退回,书稿退还,后又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下落不明.“”后,他虽已七旬高龄,但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在指导研究生,摘幽摘骊之余,重新整理撰写的旧稿终于得到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教授的肯定和鼓励,并提议书名改为《中国国民经济史》,并推荐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110余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社告诉他最近即将付梓印刷.

可是,等了一年多,书还未能出版,写信给出版社,又得不到回音.后来听说,他这本书比较专业,读者不会多,销量少,出版社要赔本,暂时不能出版.朱先生听了这一消息,又是急,又是无可奈何.他知道我交际广朋友多,向我“求救”.

我听了朱先生的“诉说”,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先生一直做行政工作,经历了多次“运动”,无暇顾及著书立说,好不容易写了_一部书,“”中又被“杀”.现在,朱先生在退休之后,无论寒冬和酷暑,从不间断,废寝忘食,锲而不舍,重新撰写这部著作,可以说凝聚了他晚年全部心血,是他一生研究经济学的结晶!他已经8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我和朱先生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编者面对作者有困难的时候,不能无动于衷,应该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

于是,我翻阅朱先生的这部书稿,觉得这部著作,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先生从浩瀚的史料中去粗存精,论述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探索其间的因果关系,尤其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更有精辟的见解;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兴衰的规律,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图景,对当前的国民经济建设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说来也巧,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叫王俊义,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师,是一位清史研究专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到上海华东医院来为该校校长郭影秋做口述历史.那时,常来报社找我,与我关系不错.于是,我说:“这件事让我来试试看吧.”于是,我给王俊义社长写了推荐信,介绍了朱先生的经历和这部书稿的内容,请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高抬贵手,给予出版,以圆老先生的梦.信,很久没有回复,我没有灰心失望,又再去信,言辞极其恳切,终于打动了他们的心.王社长来信了,告诉我他们经过讨论,准备近期出版朱先生的著作.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朱先生时,老先生高兴得像小孩,在来信中说他一生遇到许多“恩人”,我是他晚年遇到的“恩人.”

1990年代末,我搬家了,从国顺路搬到法华镇路,离复旦远了.我只能偶尔到复旦顺便去探望朱先生.他却常常给我写信或打,说是向我“汇报”.他多次给我写信,信中说:“人生得一知己,为最大幸福,我得有您在精神上的支撑,可多活几年.”新世纪初,他来信给我,说他“眼能看,耳能听,笔能写,一般读书人的功能,尚能保存.去年老伴不幸患脑萎缩病,还要照顾等”这,太了不起了,他已经近百岁高龄了,身体还如此之好.于是,我受《文汇报》健康版编辑之托,赶到复旦去采访朱老,写了一篇标题为《心宽体健量大寿长——九八老人朱伯康教授谈长生》的短文.文中提到:“解放前,他为人民,为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是一位‘老革命’,当年和他共事的人,不少人已经办了离休手续,他因为某种原因,未能成为离休干部,有人劝他,他不在乎,不计较,不去和人相比,心理平衡等生活融融乐乐.”其实,按条件,朱先生是可以办离休的.但不知道“卡”在哪里,一直未能办好.我真是为他抱不平,所以短文中有意写了这一段文字.此文一见报,不久朱先生来电说,他的离休问题,学校给他解决了.他再三向我表示感谢,说是我这篇文章起的作用,又是口口声声称我是他的“恩人”.原来,学校对他的离休问题很关心,近来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的这篇短文确实是起了“促进”作用.朱先生多年的心愿实现了.可是,不久,又传来他身患重病,住入华东医院的消息.我赶去探望他,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过几天,他以近百岁高龄无牵无挂地走完了一生.圆蔡尚思的“全集”梦


蔡尚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我在复旦历史系时,他为我们年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同学上选修课,我是古代史专业的,有时间就去“旁听”.他讲课常常开“无轨电车”,但是生动活泼,对学生颇有启发,讲得起劲时,声音很大,有时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尤其那一口浓重的闽南话,我听起来特别亲切.不过,在学生时代与他不熟悉.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才和他有联系.尤其上世纪十年代,我住在国顺路,与他住处近在咫尺,常到他家拜访,他的文章也常在我主编的《文汇报》“学林”专刊上发表.他和我交谈时,常常说到出版自己的“全集”的事,希望我能够帮忙.据我了解,他所撰的文字时间从1920年代至新世纪,跨度70年,时间长;字数至少也有400多万,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出版,有的还是一版再版,这样的“全集”销路一定不多.虽然,蔡先生有很大的知名度,但许多出版社都不敢接手,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能够出版蔡先生的《全集》,我和一些老乡曾经去找复旦有关领导,请学校拨款资助.他们的回答是复旦的老教授多,许多人都要求出书,如果要拨款吃不消.所以,蔡先生不能开这个先例.出版社不想出版,学校不愿资助,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初,蔡先生因年老体衰入住华东医院,他的儿子蔡法受父亲之托,又来找我,说他父亲在医院最惦念的是出版“全集”的事.并且交给我《蔡尚思全集》出版的“授权书”:“本人认可施宣圆先生全权写作技巧我的《蔡尚思全集》所有出版之事务.谨此拜托!”蔡法说,这是他父亲一件未了的心事,请我尽力促成.

蔡先生的“全集”有没有学术价值呢?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有的是传世的经典,比如《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文化史要论》、《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墨子思想要论》等.应该说出版他的“全集”是有学术价值的.

面对蔡家父子的恳求,我岂能无动于衷!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蔡先生是我的老乡——泉州人.

蔡尚思是福建德化县人,德化县属于泉州市管辖.于是,我想起时任泉州市市委书记的施永康,他是我中学同学,我比他高几级,近年来我常返乡,与他关系甚好.他是一位很有魄力、很有眼光的干部.这几年,他主政泉州市,提出大泉州发展战略,明确把“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作为治泉方略的三大框架,明确以文化撬动经济发展,重塑城市形象,把文化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因为整个领导班子重视文化建设,所以我冒昧地给施永康书记写了一封信:

前几天,我到华东医院探望蔡尚思教授,他的脑子已不太清楚,手脚也已不太灵活,毕竟是100岁(1905年生)的老人了.他和家人都要求《蔡尚思全集》能在他生前出版.我想,作为一位文化名人,为纪念他的百岁生日,出版他的“全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蔡不是一般的专家教授,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是我们泉州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最有建树的一位专家.这是我们泉州人的光荣.如果我们家乡能资助他出版“全集”那真是功德无量,一定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轰动的.我还建议,德化以后还可以建立一个蔡尚思纪念馆.蔡已经送给德化图书馆两三批图书,他家里还有不少图书以及名人手稿等等,如果我们出版了他的“全集”,这些书稿他们家属都可以送给德化.

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找名人,想尽一切办法同名人挂钩,我们有蔡尚思这样的名人,应该充分重视.当然,出版他的“全集”要花二三十万人民币,但我觉得这是精神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值得的!

我之所以请求我们家乡出版《蔡尚思全集》,一蔡是我们泉州人;二蔡曾是我的老师;三进一步提高我们泉州的文化品位.我完全是出于对我们家乡的热爱,并非要达到什么私人的目的!请你们谅解!

当然,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施永康写信的.过了_一个多月,信,没有回音.我又去了一信,还是未见回复.后来,我通过一些朋友打听,据说书记收到我的信很重视,正在与各方面协商.这样一来,我的心也比较踏实了.我知道,施永康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他对蔡尚思是熟悉的,泉州市和德化县的领导对蔡先生也是了解的,他们经常派人到上海关心蔡先生的生活,先生逢五逢十华诞时,他们都派人前来祝寿.我们上海的许多泉州乡亲,也经常向他们介绍蔡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和成就.

2004年9月下旬的一天,喜讯终于从天而降.那天,我应邀参加“纪念翁同稣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从南京到南通参观张謇纪念馆,之后,又到翁氏家乡——常熟.在南通至常熟的长江轮渡上,我接到泉州市财政局同志打来的.他告诉我,我写给市委书记施永康同志要求泉州市资助出版《蔡尚思全集》的信,市委和市政府很重视,作了批示,同意资助出版,并要我写一份出版规划和所需费用寄送他们.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与会的同行.大家都说,泉州市领导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功德无量!

住在华东医院的蔡先生,当他听到家乡决定资助他出版《全集》的消息时,精神为之振,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激动不已,讷讷地说道:“多谢、多谢,多谢我们家乡领导的关心!”

元旦过后,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高克勤、第二编辑室主任吕健“飞”到泉州,签定《全集》出版的有关合同.副市长洪泽生告诉我们市领导对《蔡尚思全集》的出版很重视,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出版经费已经准备好.洪泽生是我们人,和我很熟悉.他坦率地问我们出版费用多少?我说:“大概要30多万.”他说:“说一个准确数字吧.”在旁的高克勤介绍了“全集”的文字、卷数、编排等,然后说:“32万元够了!”洪泽生很爽气,说:“好吧,就32万吧.”接下来就签合同.《全集》印刷1000部,500部给泉州.印刷费解决了,《全集》的出版就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翌日,我们前往蔡先生的家乡德化.德化在泉州西北部,有“中国瓷都”之称.县领导向我们介绍德化的情况,还陪我们参观在德化图书馆的“蔡尚思图书室”和蔡先生的故居.一谈起蔡尚思先生,德化乡亲无不引以为荣.他们说,中国的教授不知凡几,但百岁高龄的教授,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凤毛麟角,在当今也属罕见,何况蔡先生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知名教授,他们都为《蔡尚思全集》得以出版感到高兴和自豪.

为保证《蔡尚思全集》更好地出版,我们成立了一个编委会.由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前会长金冲及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绳武教授担任顾问,泉州市委书记施永康、泉州市市长郑道溪为正副主任.编委会成员有王邦佐、王春瑜、王鹤鸣、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等20多人.我为执行编委.

2005年9月《蔡尚思全集》问世.这一年蔡尚思先生百岁华诞.《全集》共8卷400余万字.在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4-2005年)评选中,《蔡尚思全集》荣获特殊贡献奖.

2008年5月20日,蔡尚思先生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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