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并将其延伸到衡量现代政治的领域.近几年来,在台湾政坛逐渐形成了以媒体政治为主的运行模式.目前,大陆学术界大多数集中于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视角,而与传播学相关的政治学科则少有人问津.本文在参考了大量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究台湾政治文化与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关系.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政坛走向与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密切相关.通过现代媒体技术,了解台湾政坛动向,探究台湾政治文化,推动两岸政治文化良性发展.
关 键 词：台湾政治文化；两岸文化交流；发展
一、研究意义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与政治相互影响推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而台湾政坛的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运用了传媒技术,从“地方包围”到议会抗争的变化,上演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秀",夺取了台湾政坛的主导权.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现象.
二、大众媒体视角下的两岸政治文化的发展
海峡两岸在1949年以后,就因为各种原因,被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社会.两岸政府宣传的教育和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陆的政治教育内容的鲜明特征就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构成主要元素；而台湾的政治教育内容则是由三义、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等构成.
1.大众媒体促进两岸政治文化沟通
首先,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众传媒不仅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利用自身的优越性将政治传送到每家每户.现在人们通过大众传媒,每天不间断接收到政治信息.如今通过不同媒体的整合传播,逐渐打破了物理时间上的限制,延长了人们暴露在媒体之下的时间.所以,大众媒体在时间以及空间上,对人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全民政治提供了人数上的保证.现今众多的信息已经得到了同化,人们在获得信息的同时,不断的强化观念的同一性,逐渐消除多元化.以台湾大众媒体之密集程度,公众接触媒体的频率可想而知.大众媒体在商业逻辑的支配下,也以驾驭于最大多数的受众为关键.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认清两岸文化的真实差异、根本差异,而不是流于表层,两岸的政治文化差异正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化解两岸政治文化之差异,应是未来两岸文化深入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内容.
2.“一个中国”奠定两岸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石
应当说,基于“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两岸最大认同感,是两岸对话与交流的最大政治公分母.大陆方面把“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而台湾方面也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是表述的内涵不同.问题在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则很小,使不少台湾民众有被“矮化”的感觉,这样,“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在台湾民众心中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
两岸民众也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石,无论两岸关系如何发展,都不能超越这一底线.众所周知,大陆运用“一国两制”模式先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方面,大陆对“一国两制”的宣传力度不够大,理论挖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不少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模式不太信任、不太满意,认为两岸统一后会“矮化”台湾,损害台湾人民的利益.现如今,两岸文化经过密切交流与合作,台湾民众对大陆有了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对“一国两制”模式也有了一定了解,但这还不足以消除台湾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解与偏见.因此,对两岸统一模式理论进行深入挖掘,是考验和体现两岸民众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
3.“厦金模式”是两岸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先行棋
当1987年两岸和解的春风吹来时,厦金两地的民众更迫切希望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相处、和谐发展.在和福建省政府的支持下,厦门自2001年起开通了厦金航线,率先突破实现了“小三通”,不仅方便了两地民众的经贸、科教、文化交流,而且加强了沟通,联络了感情,消除了分歧,增进了友谊,积累了经验,为两岸全面“大三通”起到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厦金航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据统计,从2008年9月底至2009年3月底,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半年来,仅取道厦金航线赴台游的人数就达1.1万人次.厦金航线已经成为两岸民众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黄金通道.
在厦金两地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下,如何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寻求两地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突破,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路径,成为厦金两地思考的重要议题.“厦金模式”不同于按照“一国两制”模式成功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香港、澳门问题涉及的是历史上殖义侵略遗留下来的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的国家间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则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实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虽然“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是首先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而目前按照“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仍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是许多台湾民众不太相信、认同这一模式；其次在目前两岸最高当局尚没有正式谈判、形成政治文件的情况下,尤其是台湾的政治生态非常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目前按照“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很难突破政治和政策上的界限.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以“一国两制”模式为战略指导,以“厦金模式”为具体框架,针对厦金两地的实际情况,建立诸如“厦金自由市”、“厦金特区”这样的具有“一市两制”、“一区两制”性质的特殊区域.这是一种具有“一国两制”性质的地方模式,是对“一国两制”模式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即在这一模式里,厦金两地结成一个共同体,暂时淡化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形成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相互作用、共生共荣的和谐状态,为两岸的和平统一不断积累宝贵经验,等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一国两制”模式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4.政治文化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1）大众媒体与政治体制文化的关系
台湾化的可以说,民进党的酝酿、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向国民党夺取大众媒体的过程,甚至也可以说,台湾化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体从国民党的侍从地位逐步脱离出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不论是作为反对政治力量的组织化工具,还是异议声音的发声管道都体现了其本身就是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的属性.同样,政治形态的变化同事也改变了大众媒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模式.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一个系统,并绘出一个“政治系统的动力反应模式”图.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在其影响深远的、关于政治文化的著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也认同此观点,把政治体系堪称是一个包括了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部分的系统.系统是“一系列处在互动之中的要素”,政治系统“就是有一系列与决策有关的互动行为和互动角色组成的有机整体.”
此“政治系统的动力反应模式”图表明,政治系统如果要和社会系统发生联系,作用于社会,必须要经过一个又一个“输入”和“输出”的循环往复过程方能实现.对于执政者来说,能够维持“输入”和“输出”的平衡畅通,就能有效地听取社会要求、了解社会内、外的变动,及时做出政策、法律、方针等调整,并及时将之发布出去,化解执政危机.反之,“输入”“输出”不平衡的政治系统也就是失去了与外界进行相应能量交换的能力,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从而产生政治统治危机.对于政治反对力量来说也同样如此,汇集和号召各种反对力量,传播政治理念,发动群众运动,将反对的声音传达给执政者等等,都是不断地“输入”和“输出”过程.否则,就不能形成反对政治力量.
在现代社会,这个“输入”和“输出”的任务就是由大众媒体承担的.在理想的社会系统中,政治系统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社会大系统之下的平行子系统,“大众传播”可被列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大众媒体建构政治文化的路径
大众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概念,当然它也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指和能指.但是,无论从哪种角度理解大众,都离不开它社会意义上的基本指向.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绝大多数,并且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庞大的基座部分.按照衣俊卿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的分类,人的活动领域主要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经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自在的日常生活领域.其中日常生活领域的构成主体无疑是大众,也是在此层面上大众有了它的参照对象——精英,也才更清晰地显示出其基本特征.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精英就没有日常生活,而是就日常生活在其活动领域中所占的比重而言的（至于这种量上的区别是否导致了质上的差异,这个判断同样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方能开展）.
意识解态需要借助大众媒体进行表达和传播才能为人所知.也是在此意义上,大众媒体成为社会控制争夺的场域,是各种意识形态竞逐的场所.大众媒体虽然无法完全压制保守的论调,但是,它们却可以营造顺服的气氛.最明显的例子是游行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参加人数的多少,而在与记者是否感兴趣,在于传媒是否给予大力渲染.如果稍微夸张地说,50个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露面5分钟,其政治影响力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所以,在统治阶级有效地控制了、甚或是拥有了大众媒介的情况下,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而社会秩序也因此强化了.但是,我们不仅要发问,大众媒介的巨大影响力从何而来呢?大众媒体和广告主的利润起点其实都是受众.为利润而生产就意味着,文化产业的决策人试图生产的是可以流行、销售的东西,而就电台和电视而言,则要吸引大量的受众.由此,大众（目标受众和潜在消费者）成为大众媒体必须取悦的利益源头.大众媒介取悦大众的过程是一个缜密而不露声色的过程.
可见,大众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起点是由人的本能要求促发的并整体的呈现为对本能要求的满足过程.身体是本能的栖息之地,大众生活或者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就又可以转化成以围绕着由各种器官和组织构成的身体展开的生活.身体是个体人的物质存在形态,是最具大众性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样,媒介除了凭借其机械复制技术优势在数量上成为“大众媒介力之外,又在人的物质存在层面上获得了大众性,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正式在上述的“大众性”基础之上,大众媒介发挥了它塑造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所向披靡的本领.
大众媒介由身体本身（人体的延伸）到变成为身体提供怎么写作者,这一角色转换达到的是扩展大众消费需求的目的,其内在策略上颇有“引君入瓮”的智慧.这个策略的战略战术意义在于,身体在经过大众媒介的这番调教之后,也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身体了,它不再是（或不仅仅只是）人的物质存在形态,也不再仅仅是宗教视野中的“肉身”,“身体的地位”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事实”,成为“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身体由消费的理由成为消费的对象进而蜕变为消费文化本身的过程就是身体由“沉重的肉身”脱胎换骨为可以承载无限能指的、轻盈的符号的过程,也是身体由自然物转化为商品的过程,更是身体成为媒介的延伸的过程.身体的内涵越丰富,就越会有越多的消费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身体最终就会蒸发成轻飘飘的快乐.当大众媒介与大众的身体结成不分彼此的关系之后,大众媒介顺理成章地通过遵循大众日常生活的逻辑进一步强化着自己大众媒介的角色,深化着它塑造消费文化的功能.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是它的重复性.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生命经历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构成了大众日常生活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等的循环和重复性特征.这种波澜不惊的重复又内化成日常思维反之又强化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特征.（3）推动两岸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台湾的政党格局决定了台湾政党的根本利益是为了选举的胜利,而台湾又是一个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台湾也渐渐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成为面对台湾局势的新问题.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迅速回暖,维护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需要握好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和方向.
第一,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稳妥地推进两岸关系.要按照同志
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十六字方针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在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方针指导下来协商两岸发展,为两岸政治、军事的协商创造良好的条件.只要两岸政策得到台湾老百姓的拥护,两岸关系就不会因台湾政党轮替反复无常.政党之间在理念上肯定有分歧,但推翻共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对人民有利的,要取消不容易.
第二,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大陆要与台湾有不同政见的政党交流接触,特
别是民进党.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
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可以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凡是赞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各界人士,都可以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参访.
第三,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大方针不变.分子毕竟是少数,广大台湾民众还是对大陆怀有深深的蜀黎之情.“”势力越是想把台湾同胞引向企图,我们的对台政策就越是要更紧密贴近台湾人民.好多支持“”势力的台湾同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陆不了解,缺乏沟通和交流.最近我们已经看到大陆已经对台南民众特别是农民阶层做了一些让利政策,获得了当地人民的良好赞誉.通过这些政策来增进两岸人民的交流,促进两岸人民的感情融合,进而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
第四,对待势力的分裂活动要坚决反对.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之间的
紧张关系得到迅速改善,两岸交流日益频繁,经贸关系、人员往来也迅速升温,因而遏制“”分裂活动的积极因素也相应地增多,但是“”分裂活动依然很活跃,仍不可小视.对于势力的分裂活动,我们要坚决打击.大力争取台湾民心,才能引导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在大陆社会各界人士和国民党的不断调整政策下,海岸两地才终于有了今天的和谐局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先生就提出过“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由此两岸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也得到了放缓.1987年蒋经国先生为了能够让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减轻对立,郑重提出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各地的同胞凝聚力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使得两岸的关系在此有了长足进展.后来由于台湾当政者的政策以及上台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大搞“”分裂活动,不断推动渐进,使两岸更加恶化.同志也在2005年3月就针对新形势下的两岸发展局势做出了“四点意见”,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八项主张”的基础上,深刻的表明了祖国大陆对台湾所采取的态度、观念和举措.同时也促成了连战、宋楚瑜的大陆之行,为两岸的发展打开了宽阔的航道.直到2008年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新旧交替,国民党重新执权,祖国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关系也正式开始由民众关系转化为政府层面.
5.主导权决定两岸政治文化发展走向
（1）主导权决定国家统一及走向
①马英九的两岸政策不难看出现今阶段要想确立大陆两岸和平共处关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统一大陆两岸的政治权利问题.在马英九刚刚上台的时候,政府与台湾政府对于政权集中问题还只是属于起步阶段,双方互相试探对方实力又互相谦让,随着事件发展的白热化,关于政权归属问题也不再只是口头上的协议,马英九指挥吴伯雄一方面不断向北京政府示好,一方面又将台湾政权隔离出利益圈,表面上的台湾政府就属于政治保护范围,从而北京政府不得不不断对台湾政府让利.而对于地方势力的整治又表现为不断集中,一种要与政府对抗到底的气势呼之欲出,实则不断与美国方面沟通.马英九明白确立和北京政府的同盟关系远没有和美国政府交好来得容易,如此一来,马英九在与政府政治商谈的时候以先经济后统一的方针政策为台湾地区强化军事力量上赢得了宝贵时间,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对美国作为台湾同盟国介入这次政权归属的战斗中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如果政府在友好协商中无法实现统一的目标,就算采用武力解决的方式,现在的台湾政府也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反击.
②第四届领导班子出奇,只为夺回两岸政治交往主动权.
为了应对海岸两地交往中的不利,使政府一改过去十多年来被动应对的局面,自2003年换届领导以后,在对台决策上频出奇招,使得两岸的格局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从此在两岸政治博弈中重新夺回了主动权和主导权.
由于对大陆对台湾的谨慎,和平政策使得一些人认为大陆不够强硬,与此在贸易上每年台湾从大陆获得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也帮助了大陆内地完成了市场的升级换代.而硬之所以不够硬,并非是指大陆的军事力量弱,主要是没有把各种力量有效地整合起来.大陆对台的坚决决心,最终让大陆重新取得了对台的政治上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2）主导权决定对台政策
关于如何进一步争取台湾民心,掌握建构两岸关系上的主导权,笔者认为,
政府要做的事情至少有以下几项.
第一,政府上台以来,对台政策不再闻鸡起舞,对台老百姓更加温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的“诗歌言说”,称台湾民众为“同胞兄弟”,温馨的话语在弱化台湾人对大陆的敌意、收服人心上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调查显示：台湾主张尽早宣布独立者呈逐年下降之势.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这说明大陆的新政策确实在发挥作用.第二,大陆应该与台湾各个政党进行沟通和交流.台湾属于社会、选举政治.因此就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执政的可能性.加强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大陆对台政策的指定,也更有主动权.
第三,加大开放陆生来台力度,增进两岸新生代之间的了解.自从马政府上
台以来两岸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但在开放陆生来台方面还有很多限制,导致了在台湾留学的大陆学生很少.台湾高等教育较为发达,众多的私立大学更是大陆学生就学的选择.新一代的交往与共识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大影响因素.
第四,发挥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在每一次台湾发生重大事件都会出现美国
的身影,可以说美国因素已经渗入到台湾政治的每一个角落.建立起利用美国的某种机制是大陆必须要考虑的.当然,对日本、东盟、欧盟、俄罗斯等的作用也一样.
第五,在两岸充分协商的情况下适当地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这有利于化解台湾人中的政府打压台湾的认识.在争夺国家主权问题上大陆和台湾有矛盾,考虑到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大陆有必要采取相应灵活措施,在一国两制、APEC模式、亚行模式、奥运会模式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双方都能接受的其他方式,比如,共组使领馆、共同参与国际组织等,再如,大陆只允许与自己建交国家的民间航空公司（而禁止其航空公司）飞台湾航线等等.
第六,大陆与台湾探讨符合当下发展的两岸互动模式,比如建立邦联、国家
联合体,但这应当注意“主权范畴在当代的层化趋势”,当今各国更看重实际的
效果和收益,两岸应该发展一种富有层次性和延展性的主权观念,这种观念既能坚持基本的主权要求,又能给对方回旋的余地,进而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有机磨合,最终达到实现祖国的统一目标.
台湾政治60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十年以后,台湾社会由于其自身的变化发展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威权体制逐渐向化社会迈进.经国先生也看到了这个趋势,在位末期顺应时势地作出了一些改善两岸活动的善举.李登辉执政后打着台湾化的牌子,制定的一些政策明为发展台湾的,暗中却是借此支持台湾“”势力,最终导致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两岸关系迅速恶化.2000年,由于国民党的分裂和腐败及李登辉的支持,具有色彩的民进党执政,台湾也第一次实现了政党轮替.的渐进理论在其执政后逐渐显露,两岸在政治、经济方面不仅无丝毫进展,而且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08年马英九政府把改善两岸关系作为其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关系迅速得到改善.目前,两岸经济交流日益紧密,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但政治上没有太大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在政党政治、宪政改革、社会阶层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当今我们在同台湾地方当局交流和谈判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现实因素.考虑到台湾现实的政治生态,如何更好地把握台湾社会发展的脉搏成为当下我们面临的非常紧迫的问题.同时,台湾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要求我们对待台湾问题时要更有耐心,视野要更加宽阔,手段要更加灵活.总之,处理两岸关系必须要累积互信,务实共赢,正视历史与现实,弄清问题和关键所在,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根本,循序渐进,共同努力,面对难题更要在沟通和理解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两岸关系,最终实现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