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党我军有组织地开展航空技术干部培训,始于抗战之初的1938年,当时有40多名党员干部奉派到新疆盛世才当局办的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专业技术.而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自主进行大规模的航空人才培训,则是在解放战争初期.该校由最初30多人发展到后来近2000人,至1949年11月,共培养出各类航空技术干部534名,其中飞行员124人,领航员24人,机械员321人,场站、气象、仪表、通信等专业人员65人.这些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新中国建立人民空军、创办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的骨干力量.那么,这所素有人民航空事业摇篮之称的航空学校,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怎样筚路蓝缕、茁壮成长的呢?
白手起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三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一个跳板和军事基地,日本关东军有大批部队驻扎于此,其中包括东北第二航空军.1944年,日军大本营趁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远东局势相对稳定之机,将东北第二航空军的大部分战斗部队调往日益吃紧的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鉴于东北航空部队的兵力相对薄弱、许多机场闲置的实际情况,日军遂在东北成立了航空训练机构,大量培训新飞行员.后来,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日本国内经常遭受美军空袭,其国内不少飞行训练单位被迫迁移到比较安全的我国东北地区,致使该地区云集了日本的大量航空训练单位.1944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新成立的航空部队有第一○一教育飞行团,下辖第四、第五、第十三、第二十二共4个练成飞行队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六、第四十二共4个教育飞行队,这8个练成（教育）飞行队分驻在沈阳、绥中、兴城、锦州、长春、熊岳、勃利、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地,其装备的各类飞机约150架；还成立了独立飞行第一重轰炸机战斗队,独立飞行战斗第二十五中队和轻轰炸机第四十一中队,13个飞行后勤保障大队,第二十八、第五十航空基地司令部,第十一航空情报联队,7个对空无线电通信队,并从日本调来战斗机第一○四战斗队,驻沈阳.1945年,日本关东军的空军部队在东北新成立了第五十七、第五十八航空地区司令部和7个飞行后勤保障大队；日本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新生也全部从国内调到东北进行初级飞行训练,该校派来参训的总人数约4500人,其下辖5个飞行中队分驻在牡丹江、海浪、温春、白城子、勃利、平安镇,共有各种教练飞机690架.因此,日军在东北所有的机场都得到了一定的维护与扩建.此外,东北还驻有日军的一支正规作战部队——日本空军第二航空军,拥有战斗机100余架、轰炸机20余架及部分侦察机.
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宣战,次日即派遣数十万苏军向东北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一周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在东北的庞大航空训练机构、装备、设施、人员尚未及撤走,就大多被苏军缴获、俘虏了,也有一部分装备、设施被毁,一部分在战乱中散失于民间,但机场、机库、工厂等大型基本设施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审时度势,于8月下旬决定在东北地区筹建航空学校,以便为将来建设人民空军培养人才.于是,组织部调集了在延安的八路部航空组成员和以前我党派往国民党空军学过航空技术的干部,又从中央党校、自然科学院等单位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共30多人分两批派往东北解放区执行这项任务.8月30日,以常乾坤、王弼为首的这30多名干部受到了领导人刘少奇和任弼时的亲切接见.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东北是日本关东军经营了10多年的基地,估计在那里有较多的航空器材,这是我党着手筹办航空事业的有利条件.因此,决定把在延安的航空人员派到东北去,先摸清情况,接收航空器材,为创办航校做好准备.任弼时勉励大家说：“你们肩负着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培养一批种子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白手起家办航校,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总’（指人民解放军东北联司令部）”.
随后,第一批10余名干部从延安出发,抵张家口后,会同从扬州汪伪空军驾机起义到此着陆的蔡云翔等6名空地勤人员一道,奔赴沈阳,向驻在那里的东北局报到.奉东北局指示,他们很快接管了向我军投诚的以林弥一郎为首的原日本第二航空军第二十六教育飞行队100多名飞行、机械和地勤人员及其航空器材,将其收编为“东总”航空队；同时派人到营口、大石桥、鞍山、辽阳一带搜集日军遗弃的10多架旧飞机和航空器材,于冬季运往吉林通化.第二批10多名干部于10月中旬从延安启程,于12月抵达阜新,同先期到此的第一批干部会合.在面临着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危急形势下,这两批干部辗转撤到通化.他们又分成若干小组,不畏严寒几乎走遍了北满地区的所有日伪机场,经过3个月的艰苦努力,共收集了各类日式飞机100多架（其中有近一半比较完整）、发动机200多台、仪表零件100多箱、油料上千桶,这些器材通过人挑、车运等方式运到通化.
在此期间,“东总”派来了一批负责干部,又从当时在通化的抗大山东分校选调来100名学员,使航空队人员大增.在干部、学员和航空器材齐备的情况下,遂于1946年1月1日决定把航空队扩编为东北联军航队.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建,于3月1日在航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东北联军航空学校（以下简称航校）.该校下设政治部、校务处、训练处、供应处、学员大队等机构,全校630多人,拥有各种日式飞机40多架,其中30多架稍加修理即可使用.
艰难办学
航校成立后,选调了39名学员组成第一期机械班,开始了地面航空理论学习.正当他们准备开始飞行训练之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大举进攻东北,在美帝国主义军舰、飞机的帮助下,国民党军很快运抵东北,相继侵占了沈阳、鞍山、铁岭等地,矛头直指四平、长春.在此险恶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东总”决定将通化所有的军事学校转移到北满地区.航校奉命于4月中旬迁往牡丹江.5月,航校组织了10名教员开始飞行训练,但不久即因国民党军侵占了长春、吉林等地,其前锋部队已到德惠以北的松花江畔,加之接连发生了一等飞行事故,航校遂奉命于8月转移到黑龙江省密山县东安镇.随着冬季的到来,飞行训练被迫中断,大家就抓紧时间复习航空理论,为春暖解冻后恢复飞行训练做好准备.1947年2月初,奉命从延安出发、历经4个月行程的原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学过航空技术的29名干部和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刘善本等人,渡海绕道北朝鲜,到达东安,从而壮大了航校的师资队伍.当刘善本接到“东总”委任他为航校副校长的命令后,万分激动地表示：“今后只有献出一技之长,以尽力报答党对我的栽培!”
航校校部设在距东安镇不远的一座日军兵营里.由于战乱中土匪的破坏和一些老百姓的拆迁,这座兵营的营房设施缺损严重.师生们只能8个人住一间房,睡双层木床.窗户没有玻璃,只好用木板钉起来.屋内没有火墙、暖气,每逢风雪天,大家往往被冻得在被子里缩成一团.伙食也很差,主食几乎天天是玉米加高粱,副食是用冻得硬梆梆的萝卜、白菜煮的大锅菜.
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很高.3月末,航校飞行大队下属的两个飞行队即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分别进驻黑龙江省桦南县的千振机场和密山县的五道岗机场,开始飞行训练.因苏联红军在撤离东北回国时,几乎对所有的日本军用机场跑道都实施了毁坏性爆破,故航校飞行队要在千振和五道岗两个机场开展飞行训练,首先必须将那些遍布机场跑道上的直径约10米、深约1米多的弹坑填实压平.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辛勤劳动,大家终于将机场的沥青跑道平整了出来,同时完成了其他一些设施的修补.
在进入飞行训练之际,又面临着一个飞行学员是否可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难题.按照常规,新飞行学员要先经过初、中级教练机之后,方可上高级教练机.而当时航校能用于飞行训练的只有十几架日本“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航校初创时期收集的几架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因其机体为木质结构,经过长途转运以及风雪侵蚀,已陈旧变形,安全系数小,不能用于训练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航校领导同飞行队教员作了多次交谈,征求其意见,经反复研究后决定：先由第一期甲班的12名飞行学员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在训练中,加强理论学习,多进行地面操练,并适当增加带飞次数.结果充分证明,直上“九九”式的试验是成功的,这为后来培养新飞行员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操纵性能与安定性能原本就不大好,加之当时所有的飞机都是东拼西凑组装起来的,有关性能就更差了,所以飞行科目受到严格控制,斤斗、上升翻转、横滚等技术动作都不能进行,只能飞空域、仪表、航行和地靶射击等课目.即使如此,飞行时仍需小心谨慎,转弯坡度不能大于35度.更兼当时飞机上既没有无线电通话设备,也没有救生降落伞,飞行指挥全靠红、白小旗和手势进行.日本教员又多数不懂中国话,我方学员也不通日语,给教学双方进行沟通造成了不少麻烦,日本教员的许多动作就需要学员自己去勤观察、细体会、反复练、多总结了.经过大家勤学苦练,最终闯过了这道难关.
在飞行训练期间,还得时刻防备国民党飞机的偷袭.为此,飞行队采取了早晚两个场次飞行的办法：清晨日出开飞,8点停止；下午4时再开飞,日落收场.开飞前规定,若得到敌机来袭的警报,立即在机场烧草放烟火,示意紧急着陆、隐蔽.经过紧张训练,大家每人飞行30多小时,于6月下旬顺利完成了原定计划,返回了校部.这时,业已修好的东安机场可以进行飞行训练了,故航校决定五道岗机场的飞机全部飞回东安,那里的营房移交给新组建的仪表训练班使用.
7月,根据“东总”的指示精神,航校对飞行组织做出调整：撤销飞行大队,成立飞行第一队（驻东安）、飞行第二队（驻千振）、飞行第三队（驻牡丹江）；另组建一个由原在新疆航空队飞过苏式依-15、依-16型战斗机的8名同志构成的战斗班,在班长吕黎平的带领下,会同机务、地面保障人员,携带必要的航空器材进驻汤原机场.在此,他们对5架日本隼式战斗机进行改装后,在日本飞行教员的带飞指导下,进行了难度较大的特技科目训练,最终掌握了隼式战斗机除螺旋以外的全部战斗科目.共有13名飞行员担任各队“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教员,他们在东安机场进行了约10天的后座教员训练之后,分别转至千振、依东、牡丹江机场,承担对第一期甲、乙班和第二期飞行班的飞行训练任务.由于大家在思想上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置时刻予以高度重视,飞行时遇事沉着、果断,尽管当时没有无线电通话设备,不能实施空地指挥,也没有救生伞,但飞行中发生的几次较大危险,都能化险为夷.从1947年春到1949年冬,航校飞行近万小时,虽然发生过诸如打弯螺旋桨、摔坏机腿、折损翼尖等事故,却未发生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对此,日本飞行教员不无感叹地说：“你们中国人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飞行训练,能保持这样快的进度和速度,而又避免了人员伤亡,真是奇迹啊!人能胜天,是有科学根据的.”
自从1947年春季开飞后,航校有20多架飞机投入训练,耗油量很大,又无补充来源,致使航校库存的航空汽油日益减少,至7月中旬即已告罄.航校领导根据日本飞行教员林弥一郎的建议,决定开始以高纯度酒精代替汽油用于飞行的尝试.由机务维修人员先把飞机发动机汽化器的喷油嘴略微磨大,再往飞机油箱中加入高纯度酒精,经过地面多次试车运转正常后,在空中成功地进行了试飞.从此,航校开始了以高纯度酒精为燃料的训练时期,直至1948年从苏联写到航空汽油为止.
茁壮成长
1947年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建立人民空军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军委于12月5日电询东北局：“建立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该电示精神由东北局向航校党委作了传达后,航校党委领导班子经过认真讨论,责成训练处很快制订出了培训航空人才的两年计划.该计划书面上报后,即获东北局批准.东北局就此于12月12日电复军委：“航校的方针是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培养一批将来建立空军的骨干.根据现有全部器材及干部,计划到一九四九年底完成训练单独飞行的飞行员一百二十人,领航员三十五人,机械员二百四十到三百人等现有飞行学员六十九人,其中有七人现在已能单独驾驶战斗机,十二人明年六月可单独驾驶双发轻轰炸机,其余全部只能驾驶‘九九’式高级机；另有领航员二十五人,机械学员一百六十人,内有十七人能单独执行任务,其余明年毕业.”遵照东北局、“东总”确定的办校方针,航校制订了1948年到1949年培训航空人才的具体实施计划,得到上级首肯.于是,航校严格按照由训练处协同政治部定出的选调航空学员的条件,于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分别派干部到东北军政大学、大连汽车学校选调了78名,从热河和其他解放区挑选了103名,由这181人组成学员第三大队,先进行入伍、文化教育,尔后再从他们中进行挑选,相继组成了第三期飞行班、第四期机械班和参谋训练班.由此,1948年航校各类专业学员已达320余名.
与此同时,在参考苏、日、美空军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训练处负责编写与修订了“考试制度暂行规定”“淘汰与停飞暂行条例”“飞行教令”“放单飞规则”和“关于飞行失事规定”,经航校审定后颁布实行；还编译了《轰炸学》《射击学》《航空发动机学》《电工学》《仪表学》《气象观测法》《驾驶员飞行手册》《战斗机操纵法》等教材,共约120万字.对于今后的教学工作,航校明确以苏联空军教材、训练方法为主,纠正了以往那种苏、日、美“大杂烩”式的教学法,使训练工作有章可循.航校还决定,对淘汰、单飞、毕业飞行学员进行统一考核与批准,这项工作由训练处协同两个飞行大队组织实施.
1948年3月,东北联军航空学校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鉴于解放战争已全面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经航校党委认真研究后,确定当年的中心任务是：充分利用现有航空器材,最大限度地加速培养飞行、机务等各类专业干部；招收一批新学员,进行预科教育；继续编写与翻译航空专业教材；修订与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训练工作渐趋正轨化；贯彻由浅入深、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经过航校全体同志的不懈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当年共毕业飞行员63名、领航员24名、机械员97名.作为航校培养出来的首批飞行员、领航员和机械员,他们全部留校工作,进一步增强了航校的实力.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展开的夏季攻势节节获胜、战线不断向南推进的大好形势下,航校奉命于7、8月间分批将校部从东安迁往牡丹江市.从此,航校的飞行训练也重点在海浪机场展开,地面训练则全部移至牡丹江市区进行.9月上旬,遵照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罗荣桓的指示,航校对原先制订的航空人才培训计划进行了修改,新增了负责接管溃逃的国民党空军这项重大任务.随后,从东北到天津、北平,每解放一个城市,航校即奉命派人前往接管当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设施等.
1949年3月上旬,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受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参谋长兼航校校长刘亚楼委托,专程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汇报了航校的创建情况.鉴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航空人员培训,为创建空军做好准备,领导同志决定建立一个全军的航空机构.3月17日,军委下令在北平成立军委航空局,其人员主要从航校抽调,常乾坤、王弼被留在北平筹建军委航空局,航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薛少卿主持该校全面工作,航校校部也从牡丹江迁至长春.3月底,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被任命为政委,军委航空局宣告成立,下辖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后来,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又增设了航行管理处、政治处、秘书处.全局共170余人,其各处负责人多来自航校.遵照军委指示,航空局又从航校抽调了一部分干部组成3个航空接管组,随各野战军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负责接管国民党空军人员和各地机场,搜集航空器材.
5月,航校脱离东北军区的建制,被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的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王弼任副政委兼航空工程部部长.空军的使命之一是,在一年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作战的飞行员,准备参加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作战.为了实现快速、大量培养飞行员的艰巨任务,在苏联人力物力的援助下,7所航校很快于年底建立起来,各校校长都出自老航校.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航空学校分别设于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其空、地勤技术骨干都是从老航校抽调；以老航校分剩下的全部日本技术人员（包括飞行教员17人、机务人员24人、机械修理厂技术人员72人）及各种日、美式飞机46架和发动机130台作为主要家底,建立第七航空学校,设于牡丹江市.
航校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潘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