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海边的亿万富翁
开车一个多小时从帕罗奥多（PaloAlto）去Pascadero,刚好经过加州1号公路,据说这是美国最美的一条公路,可以一直开到洛杉矶.左手是青山峡谷,右手是碧海蓝天,阳光明媚,美得惊人.
史蒂夫·布兰克（SteveBlank）的家就在海边一个巨大的农场里,门口写着：小心有蛇,以及濒危生物.
来斯坦福大学之前,一位正在北京创业的工程系毕业生告诉我,对于想要创业的斯坦福学生来说,史蒂夫·布兰克就像是《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大师.他写的书在硅谷被奉为创业圣经,你一定要去见见他.
“在中国,如果你事业失败了,意味着什么?”刚刚落座,这是布兰克老师问我的第一句话.
“在这里,失败的创业者,意味着有经验.投资者甚至会更青睐他们.”
史蒂夫·布兰克是俄罗斯移民,最近他刚刚知道自己可能跟列宁有亲缘关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愿意相信自己在硅谷的多次创业也有一种类似于革命者的气质.从1978年来到硅谷,他一共创办了8个企业,失败过两次.第二次创业失败,一夜之间失去3500万美元.他说,他给母亲打：“妈妈,我刚损失了3500万美元.”
他母亲在那头惊慌道：“咱们可不能回俄罗斯啊!”.
他说：“没关系,我的风险投资人刚刚给了我1200万美元,我现在要重新开始一家新的公司.”
那是他的最后一家公司,结果,两个投资人各自得到了10亿美元的回报.不久,他写下了Pascadero的这处农场.
“硅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这意味着你的父母不在这里,社群不在这里,文化不在这里.它是一个黄金之地,因为你可以重新发明你自己.这里的社交系统、政治系统、金融系统都支持你的再造和冒险.这里的文化允许你失败,而且是有尊严的失败.”
从Pascadero回帕罗奥多的公路上,会经过一处地势的最高点,从那里可以俯视硅谷的全景：一道狭长的山谷从旧金山湾南端一路由西北向东南绵延到圣何塞.很难想象,50年前,这一片绵延近40英里的山谷里还种满了苹果和杏子.现在错落其间的,则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高科技公司：谷歌、苹果、英特尔、CISCO、惠普等还有无数正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孵育着的小公司,正在埋头于实现他们所认为的“BigIdea”.它们90%都会失败,但大浪淘沙,总会有那么几个公司,有一天突然就爆炸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因此又要有点什么变化.
在西方世界,很少有城市或者地区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某种程度,它变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洛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等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黄昏时分,从东部海面而来的雾气弥散在山谷之间,使这块黄金之地笼罩上了一层复杂的况味.但在山谷的心脏地带,依稀可以辨认出斯坦福大学胡佛塔高高的红顶.一位教授说,因为斯坦福大学在这个世纪的特殊地位,无论他去世界上任何一所精英大学,无论对方名声如何显著,都觉得是在拜访省城.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
从一排长达一英里的高大棕榈树中驶进来,是一片巨大的椭圆形草地（BigOval）,草地正对面是一组西班牙风情的主四合院,一种明艳的,在阳光下显得明朗活泼,背后是加州粗犷的山脉.
从这个学校正门入口的气势中就很容易看出主人的性格——125年前,加州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为了缅怀独子（小利兰·斯坦福）的早夭,出资400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0亿美元）和8180公顷的牧场土地,用于兴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以使加州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免费接受教育.
“为培养学生的个人成功和人生的直接有用性,为人类与文明促进公共福利,教授法律规制下的自由,灌输爱以及对于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尊重等”
老斯坦福在1885年写下的校训,今天读来别有一番意味深长,乍一听还以为是《独立宣言》.很少有大学会这么直白把“个人成功”、“有用”、“幸福”这种词挂在嘴上,但实用主义态度之下,又掺杂着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气质.
老斯坦福是一个梦想家.1852年,28岁的他在东岸的律所不小心被一把火烧了,于是打起包袱到西部来冒险.他曾经做过共和党领袖、加州州长以及美国参议员,还建造了第一条横跨美国东西的铁路——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西部路段.这段铁路要经过内华达的崇山峻岭,犹他州的无人荒漠,要在人们认为毫无可能的地方打通几十座隧道、架设几十座桥梁,还要通过印第安人的聚居地.但即使以这样的远见和魄力,若能穿越百年,站在胡佛塔俯视他当年创建的大学全景：以文理学院为核心,往西是工学院,往南是环境学院,往东是教育学院、法学院.西北是医学院,东北方向是体育学院,恐怕也会感到难以置信吧.
即使在美国,这样全面的院系设置都很罕见.而且,几乎每一个学院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十分强大.工学院固然在全美排名第一,法学院可以与耶鲁比肩,商学院的排名仅次于哈佛.很难想象,仅仅在50年前,斯坦福还只是一所普通的地区性大学,绝大部分的学生来自加州,整个大学的年度预算只有16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
当历史学家回望过去,总是能找到一些转折点,或者十字路口,一个人或者组织,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抓住或者没有抓住一个足以影响其未来格局的机会.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Terman）决定创办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瞬间.这一决定不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他本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硅谷之父”.
大多数大学都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但特曼却认为,赚钱是好事,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他都担任了董事局的席位.他鼓励教授和学生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直接转化为商业产品,以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惠普的两位创始人）是第一个响应特曼教授号召的,他们借了几百美元,在车库里发明了他们的第一个电子产品——声音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