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检举信:七千人大会的意外与转折

更新时间:2024-01-3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3906 浏览:157053

50年前,扩大的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有史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按照原定议程,刘少奇的《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即“书面报告”),经讨论通过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后,会议就将走向尾声.

1月27日下午2点,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刘少奇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解释和说明(即“口头报告”).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其著名的论断:过去说缺点、错误和成绩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但现在看来是三七开.而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三个小时的脱稿讲话结束后,作为大会主持人的未加任何评论,只宣布了以后3天的议程:领导讲话,外加小组讨论,“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

变化发生在两天之后.

1月29日上午,林彪讲话.这也是一篇脱稿讲话.林彪首先对“三面红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现在的困难是在“付学费”,而之所以要付这学费,“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的指示、的警告、的思想去做”.


当即称,林彪“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还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会议延长几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开会,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由此,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直到2月7日才结束.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组“揭盖子”,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撤职.

短短几天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七千人会议议程突变,安徽政坛发生重大变局?

“引导和把握代表发言”

1962年1月,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去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

出发之前,马骞把一件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改成了一件与所穿的款式相仿的大衣.

安徽代表团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代表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代表们吃得不错,有鱼有肉还有水果.

大会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草稿发到大会,第一天为阅读时间,第二天起,各省以地区为单位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写成简报上报.

马骞所在的蚌埠小组,由市委书记程光华把每天的小组发言记录整理汇报上去.程光华告诉马骞,曾希圣让他注意“引导和把握第二天的代表发言”.

多年后,马骞告诉其子、现在安徽省外事办公室任职的马方晨:“我当时想:安徽的问题很多,但因为省领导有意引导,你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大家讲话四平八稳,问题解决不了.”

此时,大跃进导致的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蚌埠的灾情也很严重.

据《蚌埠市志》,蚌埠人口自然增长率自1958年开始出现下降,1960年急剧下降,至1961年的3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而死亡人数由过去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人口自然净增率出现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负数,为负3.67‰.

蚌埠市以市区人口为主,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并不高,当时在23.4%~25.5%,故相对其他县市,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并不太高,但即便如此,依据统计数据,仅1960年一年,死亡率就高达23.72‰,大约是大跃进前年份的3倍(1956、1957年死亡率分别为6.36‰、9.28‰).

马骞的老家凤阳,灾情更为严重.“我父亲大炼钢铁时也积极得很,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楼上楼下、电灯的生活.”马方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马方晨在农村任生产队长的叔叔告诉他,其实在建国初的互助组阶段,农民干活“就不着了”(不卖力),但接下来仍然初级社、高级社一路走去,1958年兴建人民公社,农民在公共食堂时吃大锅饭,造成很多浪费.他在马鞍山当厨师的岳父说,常常晚上煮一大锅面条,吃不了就扔了.1959年风调雨顺,但因农民多被派去炼钢,导致庄稼无人收割.粮食没收上多少,征购却惊人,1959年下半年,危机即来.

老家的大队支书,被村民起了外号叫“杨驴子”,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蛮横.“他去百姓家搜粮食,用的探条在地上插,一点点都能搜出来.农民的锅灶都给扒了,食堂又吃不饱.村干部晚上在高岗上看见谁家生火冒烟,就过去查.我父亲曾送给我叔叔一个兔笼,在里面设置了个隔间,藏了点粮食,晚上偷偷煮点稀饭,还好没被抓到.”

城市生活比农村要好很多,尤其是在干部家庭.但最紧张的时段,马骞本人亦因营养不良而腿部浮肿.

粮食本来就不够吃,还老有亲友来吃饭.马骞1940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曾在家乡打游击,故凤阳县其部下也多.他们有时会来马骞家,就为了中午能在这吃顿饭.“我叔叔把我大伯带到蚌埠,想去我家讨口饭,下了火车走不动,就打黄包车,结果到我家咽气了.”马方晨说.

饿殍遍地,但在公开的宣传中,却是形势大好.马骞曾将蚌埠企业做豆腐剩下的渣滓,运了一船沿淮河到凤阳,准备给饥民吃,但凤阳一个领导却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滓给谁吃?不要,又运了回来.

据《蚌埠市志》,1957年“反”斗争中,蚌埠有767人被打成.1959年下半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又有100余人受到重点批判,19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风声鹤唳之下,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胆小鬼马骞”的检举信

马骞对安徽代表的小组讨论并不满意.“在七千人大会上,我父亲觉得这会开不下去,都不讲真话,就想写信给反映问题,把这些现象摆一摆.”马方晨说.

晚上,马骞躲在被窝里开始写检举信.因为当时很多人被打成“”“右倾”,他内心有顾虑,因此,信写得比较平和,并不很尖锐.这封信的底稿,马方晨现在还保存着.

马骞写道:“会开得好是好,就是安徽问题没得到解决,安徽问题很多,也很严重.”他还写道,曾希圣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在分组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时,曾希圣说过,安徽出的问题,都是“谭老板”(即谭震林)来安徽作报告惹的祸.谭震林讲话有不足之处,但一篇讲话能起那么大作用吗?

七千人大会上,下发了谭震林的书面检查.谭震林在大跃进期间是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口号,就是他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的.他还宣传和推广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提法表示赞成.他曾在安徽省委干部会议上鼓劲说:“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也就出来了.我看麦子亩产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亩产万斤,我看有可能.”党史学者唐正芒在其《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中披露.

马骞决定,这封检举信不能匿名,否则不会重视.“他内心也有心理准备,晚年和我讲:当时准备坐20年大牢.”马方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此,检举信的落款是实名:一个胆小鬼马骞.不过,他怕遭到报复,在信中请求为他保密.

1月25日,马骞把信递交了上去.此后的几天,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

1月29日,在大会上宣布,“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因此要将大会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1月30日下午,首次作大会讲话,将矛头对准了几个省委第一书记.他说,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省委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刘少奇到安徽组“揭盖子”

讲话当晚,安徽组的代表在吃晚饭时,接到了饭后开会的通知.

宣布开“出气会”后,几个常委分别坐镇几个重点省份.前来安徽组的是刘少奇.当晚,他来到友谊宾馆,参加了安徽组全体会议.

刘少奇说,他来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

刘少奇的话一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

此话一出,被认为是“告密者”的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吃饭时,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曾希圣原本单独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此时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为了凑够一桌,怎么写作员常常要在门口拦人,拉来和他同桌.

全省的大组会之后,就是分组讨论,一个地委为一个组.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参加安徽的大组会议.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作了检讨.马方晨听马骞讲,曾希圣在检讨中承认,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1961年春去安徽调查时,他曾打派人跟踪,让下面人注意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啊?众声回答:不满意!

马骞告诉马方晨,当时刘少奇叫秘书打,找来安徽各市县的书记谈话,一个个追问当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进行核对.“有的书记也不知道真实数字,都层层少报.看到真搞不出准确数字,刘少奇就让他们现场打回去,让县市汇报.刘少奇说,不说实话,就毙你.”马方晨说.

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对曾希圣的批评越来越有味.

“曾希圣在安徽有一个绰号――曾霸王,很厉害.结果一揭盖子,发现死那么多人,省委没采取什么措施.为何死那么多人?为何没好好汇报,反而瞒着?”参会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冯希仁说.

不过,马方晨认为,安徽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率的确高,但也和刘少奇一县一县核对数字有关,其他很多省份因未仔细核对,故数字相对模糊.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初,被定为重灾区的,全国有河南、山东、甘肃和青海四省.“揭盖子”之后,安徽的问题被看做比河南还严重,因为问题一直包着,不讲老实话.安徽于是成为刘少奇所认为的5个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马骞告诉马方晨,出气会期间,他写了条子递上去,让公开他就是写信的人,免得人人自危.“刘少奇就公开了.曾希圣当时还说:马同志,谢谢你.”马方晨说.

“责任田”被否定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只有安徽代表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

2月9日晚,刘少奇三到北京友谊宾馆,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刘少奇宣布了曾希圣调离安徽、李葆华(李大钊之子)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说:“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

曾希圣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仍然保留.黄岩仍担任安徽省省长,降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其他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也受到相应处分.李葆华主政安徽后,开始大规模落实为“右倾分子”的平反.

七千人大会之后,马骞在凤阳老家曾见过大跃进期间的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赵玉书为马骞家有人死亡道歉,称“那时我们都不敢讲真话”.原安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后来在回忆录中称:“我认为马骞同志为安徽立了一个大功.”

马骞在七千人大会后调任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务委员.1981年8月离休,1995年去世.

1980年代,马骞和马方晨聊天时谈及,大跃进时安徽的灾难,曾希圣有责任,也有责任,“曾希圣执行坚决,就死人多”.

近来有种观点认为,曾希圣主要是因1961年下半年起推广责任田才受到处分,对此,马方晨并不认同.

1961年初,出于对“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反思,曾希圣敢为人先,开始在安徽推行“责任制”的试点,并在全省推广.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作为曾希圣的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批判,被认为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但是,马方晨认为,搞“责任田”并不是曾希圣被撤职的主因.事实上,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对于“责任田”的问题,都只是点到为止.

但现实是,曾希圣推广的“责任田”遭到否定.以马骞所在的蚌埠为例,据《蚌埠市志》,该市农村大部分社队自1961年10月实行生产责任制,因安徽省委在此问题上“受到错误批评”,安徽省委指示纠正,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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