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者步平

他是一个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日、中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等研究领域建树颇丰的历史学家.他针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扭曲,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有如“历史校正器”,客观公正地拨正了被日本右翼歪曲的那一段历史.

他就是中国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执行会长,纪晓岚七世孙女纪根沛的长子步平.

年轻的副院长

上世纪60年代,步平还是北京师大一附中一名文理兼优的高三学生.就在他高三即将毕业,有十足把握被保送上大学的当口,“”开始了.1965年,步平作为第一批东北建设兵团战士来到了东北虎林县的“迎春机械厂”,身材高大的他被分配做了一名锻工.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后,随着大学校门的重新开启,步平毫无悬念地成了新时代的一名大学生.吉林大学历史系垂青于这个不甘平庸且早有准备的年轻人.囿于时代,当时的历史系甚至没有一套正式教材.他连续几年没有回家,节检测日就是他的狂欢日,一杯白水、一部史书,他经常看得忘了寝食.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法古而不拟古.在学习过程中,总是试着站在历史的高台之上俯观万象,在社会发展的波澜中看出历史沿革的规律.

他著书立说,撰写大量论文,其卓越的史学造诣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许多专家们的注意和欣赏,随之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他从实习、助理研究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凭着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不断做出的成绩升至副研究员、研究员,成为了该院主抓研究工作的副院长.

寻找日侵华证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处在经济高峰期的日本心理膨胀,出现了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认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的种种言论,提出“战后40年总清算”,日本首相也开始正式参拜.在此背景下,东北三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开始合作研究编写《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步平主持黑龙江省的工作.

从此,原本精通俄语的步平开始学习日语,他用心专一,很快就能通过日语阅读大量原版书籍,多角度深入研究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向.

1992年,步平在东北边境考察日本关东军要塞和军事建筑遗址时,意外发现了日军留下的一些毒气弹.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抗日战争结束后,日遗毒弹伤人的事件时常发生,但在中日两国间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他毅然决然地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进行了20多年持续不断的调查和研究.从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运送、使用、遗留和战后处理,他走遍了东三省全境,为了从日本得到第一手资料,他深入造访了日本45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分之二.其研究课题也进一步扩展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及战后的中日历史问题的全面研究.以上研究使得中国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代表义正词严、数据翔实地要求日本销毁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促成了日本遗留化武问题的解决.他说,“现在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是在解决中日战争结束后未完成的任务.”

2004年,凭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突出成果,步平从黑龙江社科院副院长任上直接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北京是他的家乡,该所更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梦寐以求的地方.可惜走进它的大门,距他离家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40年前,那个戴着建设兵团制式的狗皮帽子,哭着向母亲挥手告别的北京小伙子,终于回归故里成了中国最高史学殿堂的主人.

又一个“纪晓岚”

“重学识、轻官爵”是纪家的传统.历史上的纪晓岚并非在乾隆面前口无遮拦、放浪形骸的浪臣,他始终过着谦恭谨慎,伴君如虎的日子.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历数为官百态：“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狼虎者”.步平的性格特别像他的妈妈,儒雅、谦逊、诚实.他不像官,尽管在历史研究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从来不摆架子,也尽可能拒绝镜头前的一切具有“秀”的性质的活动.他厌恶“卖嘴”“作秀”式的浮华作风,他认为,那是艺人而非学者所为,沉下心来作研究,才是一个具有良知和追求的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步平在担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担任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执行会长.同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受邀担任了日本多家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不断考察日本,与日本许多反战民间团体组织和有识之士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他们给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日军侵华史料.他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为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等跨国诉讼提供了大量铁的历史佐证.他被日本右翼视为“反日”的“鹰派”,日本有的杂志将社科院近代史所称作“中国反日大本营”,攻击步平是“反日控制塔”.一些右翼组织对他畏之如虎,经常骚扰他在日本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但每一次都得到了一些具有历史正义感的日本著名学者、教授们的声援和保护.

国际学者

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际,和中国领导人达成了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的共识.根据这个共识,两国的外交部确定了框架协议,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分别负责两国的具体研究工作.11月双方各选出10名学者组成共同研究委员会,步平担任中方首席委员.

中国国内有人认为：“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日本国内有人认为：“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作为研究成果之一,共同研究报告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对于受害人数,研究报告援引了两个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报告一发布,就有来自中日两方截然不同的质疑声.日本学者攻击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说：“研究报告居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为什么要承认?”中国方面则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反人道屠杀,这也需要作为成果发布?”“30万是不容置疑的数字,受难者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要妥协地并列引用两组数据?”

为此,步平说,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政治和民众感情相交叉,很难绝对超然.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妥协的政治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但是在受难人数表述问题上,的确还存在着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其实,“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转移人们对其侵略者的战争责任的认识.而作为学者,步平认为他的责任是通过学术研究结果向社会各界提供观察历史问题的科学角度和视野.

演讲走进日校园

2006年,步平针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扭曲,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东亚历史共同读本》.该书有如“历史校正器”,客观公正地拨正了被日本右翼歪曲的那一段历史.步平是中方主要执笔人.

三国学者一起编写历史书,争论在所难免.尽管大家在日本侵略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但在表现方法上不同.他们可能关注社会生活,而我们关注政治.比如对残忍、非人道等语言的使用,他们不很赞成,而是倾向于一些具体描述.另外,对一些照片和数字的引用他们也很谨慎,讲究证据,因为右翼在盯着他们.

作为学者,步平认为合作是必然途径.他说：“欧洲以前打得很凶,但现在合作得很好.德国和波兰共同编制了历史教科书,德法也在历史研究上大力合作.很多人把东亚欧洲解决历史问题作了比较,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波兰存在很多的问题,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讨论,到了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由德法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就是《1945年以后的欧洲》.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要向亚洲推广.”

从1999年开始,他开始作为客座教授应邀前往日本一些大学讲学.他给那里的大学生们讲抗日战争的历史.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战争离他们很遥远,他们不仅没有任何亲身体会,对侵略战争中日军的残酷暴行和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伤害也知之甚少.为了拉近学生们与那场战争的距离,步平制作了影像资料,在讲课过程中随时展示.他生动而客观的讲授深受日本青年学生的欢迎,总是堂堂爆满.在结课的考试中,他请学生们写出感想.日本学生们通常都会把整页纸写得满满当当,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战争的反思,让步平深为感动.

很多学生说,从来不知道战争在中国是这样的情况,先辈们干出这样的事情,作为日本人觉得很可耻.有的学生在交卷时还拿出零用钱,请步平转交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并说：“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很难过,因为是学生,没有很多钱,希望老师能把我的心意转达给他们.”

抗日战争期间,步平的父亲曾是一名抗日的热血青年,他在潼关曾遭遇日本鬼子的炮击,险遭不测.他生前有一个梦想,希望国家在山西风陵渡建立一座国耻纪念塔.因为日军曾经在那里连续7年向黄河对岸的陕西潼关一线肆虐轰击,塔要建得高大,让从陇海路上过往的人们一望而知,敲响反战警钟,发出永久和平的呐喊.他的这个梦想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他的儿子步平却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向人们揭示着中日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父辈们倘若泉下有知,也应该得到宽慰了.

编辑/冯岚icarueng@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