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更新时间:2024-02-2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2344 浏览:97851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10月15日,台湾宜兰人林火树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林家祖祖辈辈受够了污吏的欺凌,林火树希望正义得到伸张,所以,给这个儿子取名为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

上尉连长

林正义从小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还是咬牙坚持让他读书.不过林正义也很懂事,每天放学骑自行车到很远的亲戚家提泔水回家喂猪.由于家住夜市附近,环境嘈杂,他总是晚饭后先倒头大睡,到了才起来念书,念到第二天的清晨为止.

林正义的功课一直很好,最终考入台湾大学.而此时海峡对岸频频出现重大举动:1978年,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发展时代,接着中美建交,他对彼岸的一切充满了好奇.这一年获得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MBA学位,随即投笔从戎.

他以大学生的身份从军,很快成为军中宠儿,被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

林正义写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他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一个人如果有能为十亿人谋福祉的能力,就应该毅然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去.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正义曾听人说,十年前,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正义极大的启发,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了.

也许正是为了验证父亲林火树的心愿,林正义决定从台湾泅过海峡,投奔祖国怀抱,实现父亲和自己的梦想.

1979年5月16日傍晚.这位上尉连长“检测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射杀;即使听到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正义.

林正义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悄悄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的脚已触到了大陆的土地.

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林正义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来历不明的他

来到大陆的林正义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以担负起为亿万人谋福祉的重任.多年后,谈到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他满不在乎地说:“我想投身于中国的发展,这就像从夏威夷迁至美国本土一样.到大陆后改了个名字,就意味着过去的我人间蒸发了、消失了.”

1979年的中国大陆,还不知道MBA为何物.最初,林毅夫申请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但校方以“来历不明”为由拒绝了.接着,他申请北京大学.

那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张龙翔找到北大经济系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学生想到北大读经济.对于是否接收这个“来历不明”的学生,陈岱孙觉得需要谨慎考虑,于是便请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出面,先和林毅夫谈一谈.谈话的地点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一家招待所,谈话的结果是:董文俊发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上进心的年轻人”;“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而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是有什么特殊目的”.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董文俊后来说.就这样,林毅夫进入了北大经济系.林毅夫没有继续读他的MBA,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很想了解这个社会体系,否则,我就无法扮演应有的角色了”.

林毅夫为了安全起见,对外宣称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当时,即使在北大,知道林毅夫真正来历的,也只有几个人.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过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那时的北大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校园里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检测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与妻子团聚

林毅夫的妻子叫陈云英,与林毅夫一样,陈云英也出生于台湾.当年,林毅夫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此时,他的家人并不知情.

陈家在台北经营家具,虽算不上大富豪,但在同行中也颇有声望.陈云英姐妹兄弟8人,6女2男,陈云英容貌姣好,是女孩由,性一上了大学的,父母以她为荣,对她寄以厚望.陈家家教特严,规定女孩子只有到20岁时才能谈恋爱,陈云英自然要恪守这条规矩.20岁了,父母随时准备接待未来的乘龙快婿,但陈云英反而没了动静,她认识的男孩子里没有一位能使她动心.

大学三年级那年,一天,她的干哥哥约了几位朋友聚餐,活泼的小妹早已在此等候.当她坐在车站的长椅上望着干哥哥领着几位朋友走来时,其中一位笑眯眯的男孩她感到特别耀眼.他个头1.8米左右,相貌一般,但那沉稳、自信的神态,清澈明亮的眼神,令她不禁怦然心动.

她在一刹那间做了决定:这就是我的意中人,终身的伴侣.经过干哥哥介绍,才知道这个男孩叫林毅夫,在台湾大学读农机专业.林毅夫也是兄妹8人,他最小,但志气最大.上大学后,他品学兼优,被评为台大的模范生,追求他的女孩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位能让他动心.想不到他和陈云英倾谈后,从此沉入爱河.

两人婚后,感情非常融洽.陈云英在一所中学教授语文.具有远大志向的林毅夫觉得台湾弹丸之地受制太多,不是施展抱负的地方,他想到大陆,为更多的中国人怎么写作.

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等”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自然没在意.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离开台湾时,林毅夫做了最坏打算“这一别,也许会像薛仁贵,与妻儿再会,大概要等上十年二十年吧.”当时的两岸政治丝毫没有解冻的迹象.为了不连累妻儿,他决定不告诉陈云英.

这一年,陈云英的大儿子已经3岁了,她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丈夫已去世.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留在台湾的陈云英作为妻子,她长期得不到夫婿的丝毫音讯,那思念、担心的痛苦不时烧灼着她的心灵;作为母亲,她要使娇儿没有缺少父爱的遗憾,她要工作支撑一个家庭,她要考“托福”,准备带孩子到异国读书.她的父母和朋友觉得她太苦,又听到林毅夫已不在人世的谣传,都劝她及早改嫁,但陈云英坚信:丈夫一定活着.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丈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云英接到信后,真是“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这下真是“即从蓝天穿云去,便赴异国会林郎”了.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

1983年,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一对音信不通的恩爱夫妻,在异国他乡相会,那份喜悦难以形容.

夫妻相聚仅仅几天,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了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

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孩子们见到久别而陌生的爸爸高兴极了.他们的爸爸英俊潇洒,有学问,好让他们骄傲.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儿女刚到美国,语言不通,上学和上幼儿园很不习惯,陈云英循序渐进,开始让孩子上几个小时,后来去半天,然后再多去几个半天,其他时间就让他们在家里玩耍.

那时,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

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1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

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很多人认为陈云英很苦,但她说:“苦和幸福没有衡定的标准.思念丈夫.想念孩子这是苦,要读书也是苦.我想要的都得到了,见到了丈夫,接来了孩子,读成了书,我已觉得很幸福了.”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31岁开始攻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好多次,她刚给孩子做完饭,接着又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

4年后,林毅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取博士后学位.林毅夫说:“四年时间内,我不停地在芝加哥、纽黑文和华盛顿之间穿梭.”

1987年林毅夫回国,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八天,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如今的陈云英博士,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外国同行羡慕她“征服了世界”,她的弟子遍布天涯诲角.当他们两位分别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总是引来无数敬佩的眼光:“那么年轻即获得如此成就,太了不起了!”

学术界、新闻界,甚至政界对这两位各自奋斗的经历,大都耳熟能详,但知道他们是一对夫妻的人却少之又少.电视台就曾闹过一个“误会”,编导准备系统介绍一批名人的事业和家庭生活.林毅夫、陈云英分别列入《东方之子》的报道计划,直到采访时才发现:两人原是一家子!

二人在美国学习,身在台湾的家人仍然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学生继续深造.

在祖国,陈云英的事业蓬勃发展.由于她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国家教委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现在毅夫已不需要我24小时陪伴配合了”.而在此前,她还曾戏称自己一个人身兼六职“妻子、保姆、司机、听众、秘书,还有陪着林老师散步的‘小狗’.”

陈云英常说:“毅夫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丈夫.”有时她总像“痴人”一样地问丈夫:“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我们一样幸福”丈夫会说一句“你真会臭美”.有一次她很“正式”地对丈夫说:“我已经老了,你现在有名气,有地位,会不会不要我了”丈夫“郑重”地说:“糟糠之妻不可弃.”说完夫妻开怀大笑.

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林毅夫于1994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7年12月,林毅夫作为首位受邀的中国学者,在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了《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该讲坛从1946年开始,每年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过去60位主讲者中,有14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事实上,林毅夫被认为是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就诺奖而言,中国曾获提名的有蒋硕杰、杨小凯、张五常和林毅夫四位经济学家,前两位已经去世,目前呼声最高的人是林毅夫.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个位置曾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1986年,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林毅夫到世行当了三个月实习生.他当时不会想到,时隔二十多年后,自己将再度步入世行总部,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为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世行行长佐利克语).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他是首位被挑选担任该职的来自新兴市场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在世行这一全球最大发展机构的六十多年历史上,他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在指导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之所以选择林毅夫,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全球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对于很多还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需要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如是说.

林毅夫在2008年离开北京前往华盛顿时,对居住地提出了3个要求.现年59岁的林毅夫说:“我希望15分钟就能到达办公室;我希望环境幽静,能够享受自然;还有要住得起.”林毅夫和妻子陈云英最终在乔洽敦郊区租了一所房子.

陈云英说:“世行副行长是2007年10月出缺,毅夫是2008年6月才到任的,可以想象这8个月里,毅夫办公桌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堆积如山.这一点我有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从2008年8月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事件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整个世界好像给人‘兵荒马乱’的感觉.”

2010年8月18日早上8点,林毅夫从世界银行总部华盛顿出发.下午3点抵达越南,稍事考察后,傍晚时分,他出现在上海.身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之一,“林老师”(许多人还习惯这么称呼他)一天之内穿越几个国家,居然没带一个随从.

“别人是百忙,他是千忙.”林毅夫的助手梅瑞尔特克告诉《外滩画报》记者:“如果你想联络到他,就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多数情况下,我在世行的一天大致如此.”他笑:“我最苦恼的就是,一天为什么只有24个小时而世行总共有157个成员国,时间完全不够.”

8月19日下午,上海浦东.世界计量经济学大会上,林毅夫腰板挺直、一米八几的个头看起来颇为魁梧.他手上提着一个扁扁的黑布公文包,走到哪里,就随手一放.轮到他演讲了,林毅夫走上台来,不说一句寒暄之词直奔主题.

林毅夫说:“作为世界银行一员,中国从中获益.在改革初期,世界银行给中国带来资金和知识.例如,1984年以前,中国没有高速公路系统.第一条高速公路,即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是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仅仅长100公里.中国如今的高速公路总长为世界第二,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能够通过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

林毅夫谈到:“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在于理论背后有多么复杂的逻辑,而在于理论解释的现象有多么重要.”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多出自英国;30年代以后则转向美国.在林毅夫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


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跟踪研究了中国从农业经济体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超高速转变过程.

林毅夫说:“现在,发展中国家能够为发达国家提供经验教训.”然而,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发达世界潜在的最后贷款人,这不是一个悖论吗林毅夫说:“中国已经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但它仍是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的经济体.”

林毅夫是否认为中国最终将帮助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脱困他说:“这是一个愿望.但中国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协作的问题.所有问题都有解决之道,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意愿.虽然存在债务问题,但主要制约因素并非金钱,而是调动资源和利用资源以使人们对未来产生信心的智慧.”人们对他的高论投以尊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