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最幼稚的启蒙派总是这样提问题：“你如果批评美国,你就是替中国的贪污腐败辩护.”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既批评中国的腐败贪污的同时,又批评美国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说中国有问题,美国就没问题,也不能说美国有问题,中国就没问题.批评中国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问题的前提,比如中国经济现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给发达国家打工,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处于低端,所以表现出其产业结构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你可以批评中国对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很不公平,很不合理,拖欠工资、工伤事故、人身,甚至出现奴工,批评中国同等GDP耗能高（低端GDP和高端GDP本来耗能就不同）,污染严重.但是,你应该看清楚,美国为首的西方游戏规则才是全球病灶.
全球化,有了资本满世界流动剥削,而劳动力不能向发达国家流动的制度安排,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以通过资本向落后国家转移而大大缓解,资源消耗和污染才能通过向落后国家转移而大大降低.没有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没有美国金融霸权投机新经济的三万亿至四万亿美元的收入.西方的全球化,实质就是美国化.得罪了全球化的富人,外资不来,内资跑掉,投资环境不好,两亿多民工享有较高的社会保障,外资、内资没有多余的话,撒丫子就跑――用脚,印度、东南亚、非洲求资若渴,劳动力更便宜.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自己,向发达国家开放,学生拼命学,老师照样骂.中国有50多年未挨揍了,这是的历史功劳,还不一定是常态.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老师的问题,美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大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小问题,小问题归大问题管,这是全球化中的硬道理,这个道理随着中国越来越现代化,会看得更清楚.只有像福柯这样的人,吃着现代化,喝着现代化,才可能专门给现代化泼冷水,让现代化头脚冰凉,专门拿现代化打岔.你越说进步了,他就说退步也不少；你说现代化是香饽饽,他就偏说现代化很丑陋.一个穷人,整天想着钱,他怎么会批评钱呢真正批评资本的是有钱或者曾经有钱的人.所以读懂美国,要拆开来读,纵读之,历览美国来龙去脉的全部历史；横读之,深入到美国人的内心.
现在所说的历史观、文明观、基本文化立场的争论,都是中国100年来反复讨论过的老问题.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争论,无论是批评传统文化,如《河殇》,还是现在流行的弘扬传统文化,如新儒家.表面上非此即彼,二律背反,非论出个好坏高低,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病灶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忽而自卑,望山跑死马,忽而自大,刚学了点三招两式,过了几天好日子,花拳绣腿就想把别人放倒.放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世纪.其实二者在文化立场之间互为表里,欢喜冤家.他们对历史的观察都有回溯性反差,倒霉看反面,全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参照系.一会儿说我古代比你阔,一会儿说我将来比你阔,全是现代化的强国梦.
李零讲“传统为什么这样红?”用的是国际大眼光,大历史观.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李零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哪怕是国产自造.新儒家的迷梦,有一件事特自豪,中国历史绵绵不绝,对外来入侵“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中国人的心态,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拿历史说事：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
现在读《日记》,他的内心隐秘：第一,中国一定要抗日,第二,“中日难免一战”,但又没有能力,所以要推迟决战,等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出面干涉.蒋的算盘打错了,当时的西方要的就是祸水东移.汪精卫少年时很英雄,刺杀清廷摄政王被捕,“饮刀成一快,何负少年头”,“一死心期诛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慷慨悲歌.对日本,他的想法是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6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想不到,这样的话,汪精卫没敢明说,而文怀沙今天却敢如是说.古代中国是文化的制高点,现代西方是文化的制高点.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现代化的西方,战争是第一生产力,战争不仅是国之大事,而且是球之大事,人家的现代化是打遍全球无敌手！然后才有全球的一体化.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在人家赫赫武功面前强弱不敌,正因为老大中华的文化,万里长城又永不倒,失魂落魄之中才揍出一个国学来,李零称之“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国学?与之相联系,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剩下来的东西就是国粹.”好东西,有用的东西,西方人早就拿走了,回敬你的洋洋炮,比你厉害.剩下的,喝完中药留在砂锅里的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当然也有国宝,古迹、古物、古书.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检测检测,而且一大特点,检测的比真的更好看.
物以稀为贵,只要是真的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它只是历史的符号,我们把古董摆进博物馆,但不必要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现在的国学,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西方有汉学家,同样研究中国,他们和你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真让国人气短,毫无优势可言.比如考古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当时的五大发现．东西是中国的,但全和洋人有染.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到国外干什么,全是憋着一口鸟气,到国外学新学,偷新艺.大师就是海归,用西学研究中国的玩意儿.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考据学.台湾的史语所,史、语就是这样来的.国家可怜,国粹更可怜,衣食住行全部西化.深衣、汉衣冠,早就没有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谁穿?语言中只要与现代有关的多是外来语,很多是日本传来的检测汉语,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
各地的公祭,烧香磕头,高官引领,十分滑稽,万分荒诞.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都是检测古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检测古迹,保护真的没钱,查重的有的是钱.传统为什么这样红?主流文化面临,中西合璧取而代之.通俗化的,有温度的,弘扬快乐主义的新儒家,还只是愚民,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不仅是愚民,而是愚国愚官了.中国本无国教,何必总想再造?新儒学的,骨子里是反共,而左派的儒教社会主义是拒斥西方化.为什么就不能直面西方,直面中国,自其不变而观之,自其常变而观之?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也有外因.但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不能总幻听幻觉.现代化的问题,用现代化的方法解决,用不着找传统,找什么古玩秘籍.
现代中国,在弘扬传统的旗号下,“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破除迷信,宣传无神论,都脸红得不好意思.办学校没钱,建医院没钱,改革开放后修建了几十万座庙宇从不缺钱.各种检测传统、检测古董,这些年到处在修、在造,倾圮无存的要复建,微缩移来的要放大.佛教的经义、戒律知之者甚少,舍难趋易最简便的就是烧香磕头.公祭之风吹遍华夏,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祭尧舜、祭关公、祭伏羲、祭女娲,连秦桧、西门庆、潘金莲都有人祭.花样还在不断翻新,又传出要花几百亿元在孔孟之乡修圣城.中国的各门宗教信徒已几亿人,这头一路磕过来,只让国粹与国渣更加模糊.《麻衣神相》、《梅花易数》、《奇门遁甲》、《推背图》都成了“预测科学”；算命、看相、风水、周公解梦、取阴补阳、纵欲求仙满大街都是公开叫卖；还有那些“地狱奇观、淫祀野祭”,也都是拿钱堆出.
以传统救现代化之弊,外国科技好,中国道德高,高出些什么?豪夺,奸商巧取,各逞其能：毒大米,黑棉花,萝卜充参、硫黄熏笋,猪牛注水,白糖加沙,昼销检测药,夜受贿赂,军舰,弄权致富,工厂偷税,暗窃国库,滥捕珍禽,乱挖古墓,等而下之,都能暴富.中国思想的精华,绝不是“独尊”之后的儒家,更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家.令人夸张地鼓动“祭孔”与“读经”,反而排斥湮没许多值得发掘的精华.一句《左传》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喊着叫着哭着闹着要弘扬传统的人,不妨试试.
现代化在全世界都是香饽饽.中国100多年来,包括清末与民国初年,不仅仅不是闭关自守,拒斥现代化,反而是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上吐下泻,从洋洋炮洋务,衣食住行,洋布洋火洋瓷盆,洋胰子洋车子洋学堂,到北洋政府的办议会,开党禁,报纸满天飞,六法全书,党派林立.结果是国民经济凋零破败,战祸兵燹此起彼伏,民族生存危在旦夕.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之福,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之祸.慈禧老太太最后几年,现代化的步伐不可谓不快,呼啦啦大清江山如僵尸出棺遇上空气完得更快.
回溯100多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数以亿计的人在外患内斗中流血牺牲,都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其目的是救亡图存,其成果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至今没有亡国灭种.与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黑奴比幸运,这要归功于“五四”和“五四”相联的中国.1840年后的100年的上下求索,“五四”运动是分水岭,“五四”运动光芒万丈,彪炳史册.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皇帝老儿,尤其是程朱陆王愚弄百姓的孔家店,孔子安然无恙.非圣疑古,表面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革旧鼎新,其意义不可估量,是西方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的全面占领.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哲学、文学全面再造,最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我们要感谢“五四”,感谢以鲁迅为代表的前辈.李零进一步分析：
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反对尊孔卫道．怀疑孔子时代之前的圣人（尧、舜、禹）,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论上仍有不足,但《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争论一直没断,今天还在大笔花钱搞什么断代工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诸子,直接老、孔.胡以老在孔前,冯友兰以老在孔后,分歧仍在争论.现在的主流认为．冯氏的书多书厚才是真泰斗.
而李零的看法不一样：
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是胡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反之：第二是胡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走下圣坛,和诸子平起平坐．而冯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今天也是解毒剂.
李零分析很到位：
中国文化缩小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缩小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缩小为东方之道德,这是最没出息的讲法.东方之道德,真正独具特色,是孝.但孝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不孝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匈奴贵少壮,贱老弱,不一定就不如我大汉的尊老和孝悌.谢肇、顾炎武都认为,夷狄的道德比中国高.今村昌平导演的《山节考》就是讲另一种生存策略.西方的老不养小（16岁以后不管）,小不养老,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动物界里就是如此,两种生死相继的哲学都有.我们和西方,顶多彼此彼此.现在,我敢说,中国的社会公德绝对不如西方.西方科技好,我国道德高,我很奇怪,这种混蛋话,怎么现在还有人讲.
我们的传统是无法无天.缺点是不守规矩,好处是不受束缚.
西方道德,特点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强调的“三畏”,其实是西方精神,我们反而缺乏.
等
把儒学变成道德,变成宗教,或者道德宗教,不是老一套,而是新一套.
复古只是表面.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宗教感,没什么不好.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仍可存论,赞美台湾,否定大陆,此疆彼界,把傅斯年、钱穆抬得那么高就是意识形态.新材料的发现,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学者在继续,超越过去,打散提高再认识,过去根本没法比.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有关,走过不少弯路,也有很多贡献.新史学的各派,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现在骂郭沫若抬钱穆,郭的学问,钱不可比,他们的不满说白了是对郭的政治立场不满.
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是西方19世纪历史学偏见的组成部分,它的核心是承认西方代表着先进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方向,这是最根本,最要害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化模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实在原来的三大文明圈中,西欧处于比较落后的边缘.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是三大文明聚合融化裂变,如同基因变异的新种.这种变异,战争是西方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不去了解它的赫赫武功,不去了解西方是如何将战争从国之大事、洲之大事变成球之大事,根本就不可能解构西方从落后的边缘一跃雄起,生产力独步天下的真谛.“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100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等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李零的看法很简单,“对亚细亚或东方,即欧洲以外的历史应该做独立研究,这种研究仅以现已获得的知识而言已大大突破马克思时代的认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虽然包含了他对人类早期发展的许多猜测,但这种猜测,如果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说,在当时还是一个‘混沌’.现在这个‘混沌’已被凿破,它也就不再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很重要,但从根子上讲要改变观察问题的角度,直白地说,就是要改变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上世纪历史学家的那种观察角度,要从头对中国历史做深入细致的独创性研究.
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块,现代考古学家把世界文明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旧大陆西端以地中海沿岸（西亚、北非和南欧）为中心的文明圈,一块是旧大陆东端以中国（或者还有东南亚）为中心的文明圈（印度介乎二者之间）,一块是以中南美洲为中心的文明圈.中国文明不仅是东亚文明圈中最富代表性的文明,起源早,发展程度高,传播范围广.而且还保持了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它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
这样的提法丝毫不想掩饰中国近代的落后,而是指明西方历史学家唯独对中国,他们知之甚少,相当隔膜.
马克思把希腊看作唯一“正常的儿童”,其他文明不是“早熟”的儿童就是粗野的儿童.这是受到当时历史材料的局限,是继承了黑格尔的成说.现在的考古学早就超越当时的眼界,变换一下观察的角度,中国在农耕文明中是最正常的,换一角度,不仅更加顺理成章,对于解释中国历史也较少凿枘不合之处.
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阶段论用以解释西方起过非常革命性的作用,但用它来生硬解释其他文明却是方枘圆凿,处处不顺.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近百年来就形成分期、停滞与萌芽三大问题缠斗不清.不同派别的共同问题都是拿欧洲历史作标尺,这是致命的硬伤.这个标尺本身是有问题的.“奴隶”和“农奴”即使在欧洲也不是唯一劳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