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扬文章风波的记忆

更新时间:2024-01-0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8026 浏览:131129

2008年11月12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纪念周扬百年诞辰座谈会.会上,有关领导和周扬的生前好友缅怀周扬光辉的一生.但与会者发言中较少提到关于周扬文章引起的风波.

所谓周扬文章的风波,是文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熟知的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所引发的争论.

争论的背景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诞辰,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党召开,时任总书记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时任顾问周扬作报告.

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后,周扬成为党在上海的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所倚重,又是党在延安的文化界领袖之一.1949年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巨头”,一直到他去世.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他60年的生涯中,尽管他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仿佛一直带着枷锁在舞蹈.20世纪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落难中,被姚文元称为“反革命两面派”.“”后复出,他以深邃的思考及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而最终郁闷成疾.

这样简简单单地梳理,就可以看出,周扬的一生,实际上凸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这些重要命题,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时,都绕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文艺界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在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不但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伤文、伤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这一切,使他能够采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周扬的反思有着深刻性与彻底性.他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不但获得了文艺界人士广泛的理解和尊敬,而且这反思也使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充满了勇气.在“两个凡是”和思想解放的潮流的交锋过程中,周扬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禁区,以无畏的气概追逐真理.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等文章中.

时至1983年,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已经5年了,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以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迷信的禁锢,促使人们对以往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新的思考和阐释.周扬的思考在思想文化界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具体到撰写这篇学术报告,周扬也很想把几年来的思考融会贯通起来,用他的话说,要讲出一些新意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周扬没有接纳为他组织的起草班子,而是另外选择了王若水、顾骧和王元化.

王若水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成名的理论家,被称之为“桌子哲学家”,与周扬就有交往.20世纪60年代,由周扬主持的“批判修正主义”的写作班子中,王若水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担当了搜集“人道主义”与“异化”材料的任务――当然,那时是把“人道主义”与“异化”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的.而顾骧和王元化则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人物.以顾骧来说,新时期文坛创作所触及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的作品,引起了格外的关注,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顾骧以其丰厚的哲学素养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论断的熟稔,以“文艺与人性浅识”为总题,连续写下了六篇揭示人性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人道主义的复归.其论点不限于文学,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摧残的控诉.因为上述他在新时期文坛的言论,有些是在周扬的观点上所作的阐发,有些是对周扬观点的补充,走进周扬的视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以其学人的品格给周扬留下过好的印象.

1978年12月,广东省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应任仲夷之邀赴广州,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是他在“”后复出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讲话刊登在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上,分两天连载.顾骧读了这篇讲话,发现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周扬在文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两个“凡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确实令人难解、困惑的论题.文中,周扬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在师从贺霖学习哲学时,顾骧曾就这个问题向贺霖请教过,因而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周扬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论题的本意,解释不确切,因而感到有必要提出与周扬讨论,以免以讹传讹.为此,顾骧写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送给周扬参考.周扬读后,一方面觉得顾骧的说法“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未能完全说服他”.之后,周扬见到顾骧就问:手头有无文章底稿?顾骧答:有.周扬说:你拿到《文艺报》发表吧,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但是,顾骧并没有照办.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周扬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勇气,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这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说.顾骧考虑到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不会被人猜测为是点名批判周扬的信号因此就把这篇文章压下来.不过,周扬后来还是接受了顾骧的意见,在出版《文集》第五卷时,将这段引文与解释删除了.以此事为契机,顾骧受到周扬的信任并为他捉刀如何写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

王元化20世纪50年代曾是“胡风分子”.1959年“结案”时,周扬因爱其才能,惜其厄运,曾让人转告王元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新时期以来,在反思“”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从学术界转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觉地充当推手,再一次引起周扬的关注.

周扬这篇经他与3位起草人讨论写成的学术报告,1983年3月7日宣读以后,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的不满,并为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这是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所熟知的.

争论的焦点是文章的第四部分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顾骧执笔的.

关于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当事人都有文章加以陈述,顾骧在其所著《晚年周扬》一书中,更是详叙其过程;他在此前接受我的采访时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理性的探索

1983年11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仍在学校就读.波及到我所在读的大学时,同学之间多次传阅并珍藏的《人啊,人!》(戴厚英著)一书被强行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胡乔木所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

不过,在短短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们对胡乔木报告的学习也草草收场了;喇叭裤、烫发乃至于谈恋爱也在不知不觉中合法了.同时,我还注意到,媒体上即或偶尔还能读到对周扬的批判文章,但这一争论也淡出了.此后,胡乔木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了检讨的周扬似乎也照样在媒体亮相.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场争论似乎过去了.

好追根问底,大约是学历史人的癖好,我也不曾例外.因此,留存心中的这一疑团就成为挥之不去的存在,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一桩心愿.

1985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顾骧的长文《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评论》.虽然文章在摘引、评述周扬复出后所发表的言论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但是,读后还是能让人得到这样的信息:一,因为文章说周扬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很有点要盖棺定论的味道――周扬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二,在《人民日报》以这样的版面发表这样长的文章,似乎是个信号――那场争论中周扬未免就是错的.

一年多以后,我来到北京求学,写到了顾骧编的《周扬近作》,内中不但收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且书末附上了顾骧的这篇文章.文章可以公开出版了,大约周扬并没有什么错.我还想,顾骧肯定是与周扬有很深渊源的人.

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1997年,我所在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创始人之一温济泽告诉我:1998年是周扬90诞辰,为了纪念他,周扬的生前好友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周扬的书,你可以向这本书的编委会约稿.我欣然从命.这样,我在书编辑过程中,就有幸读到了顾骧、王若水、王元化等人的文章,知道他们是周扬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遗憾的是,顾骧的文章很长,不太适合在杂志上发表.还有,他只讲到开始起草文章,至于我所关注的其后的事情则留待下篇了.不过,在里他告诉我,早在1986年他就在《文汇报》发表一篇评述周扬这篇文章的长文《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

孤陋寡闻的我赶紧找来读.这才知道,早在1986年,顾骧就对周扬的文章下了这样的断语:“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10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10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仍然在里,我告诉顾骧我读这篇文章的感想.交谈中我知道,他正在写一本《晚年周扬》的书.那时,我也在文艺界前辈(包括顾骧)的鼓励下,尝试着摸文艺界的门道.因为顾骧是个很温和的人,也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所以说话就有些随便.我说:胡乔木与周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它反映了一个时写作技巧论风云的变幻.您作为“此道中人”,第一手材料出来,让我们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就有更可靠的凭据.若能出版的话,我很希望您能将《兰叶春葳蕤》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以给像我这样的后辈留下历史的过程.


“那两篇文章已经收进书里了.书能出版的.”他依然笑笑说.

2003年7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晚年周扬》,已经摆放在我的书桌上了.

巧合的是,周扬和胡乔木这桩公案,也过去已经20年了.

也许是偏重于客观地提供史料,《晚年周扬》一书并不像另一位当事人王若水所著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那样,对周扬和胡乔木对峙的历史背景予以详尽的交代.而且,处于自谦的考虑,顾骧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种种也提得甚少.其实,不管是对周扬文章的写作,还是坚持文章中的学术观点,顾骧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践踏人的价值的恶梦岁月后,人们对“”的反思首先在于重新思考人的价值,批判那年月所风行的“神道”和“兽道”――这是顾骧在当年写文章时用的两个词,意指个人崇拜和蔑视人的价值.有了这个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才能风行全国.

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顾骧是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而王若水也先后写出数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应当说,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周扬的思考是合拍的.

“”结束周扬复出后,的确如《晚年周扬》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仅有“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历史的态度”,而且在理论上探讨上有“勇气”,敢于突破禁区;在政治风浪中有“骨气”,不人云亦云.对于自己早年曾经严厉指责过的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在作了真诚反思和检讨的同时认为,不仅应当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且应该用“异化”的理论来反思以前的历史,为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作理论上的论证.

顾骧能够了解周扬伴随“时代思潮流动的轨迹”,所以在《晚年周扬》中,对胡乔木指责王若水是把自己的理论借用周扬这个“权威之口”合法化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也可以为顾骧提供论据.

1978年4月21日,在社科院哲学所谈到科研规划时,周扬就提出要对“异化”的概念加以研究.随他参加会议的秘书不懂“异化”这个概念,4月26日特意向周扬请教.周扬做了这样的解释: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有这样一个东西――精神,这种理念变成物质,就异化.异化和向反面转化有何区别?转化,年青变年老,春天转化为夏天,春天没有了,夏天转化为秋天,秋天没有了,然后转为了冬天.异化不同,它转化了以后,但原来的东西还在,并转过来统治它,这与转化不同.

比方,劳动产品,是工人生产的.结果产品被资本家所有,结果产品统治了工人,劳动的越多,越受统治.这是劳动异化.

上帝本来是人类脑子里的产物,结果上帝统治了人们.人们脑子的产物,人们手上的产物,都统治了人们自己,这就是异化.

这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事.了解了这个道理可以破除迷信(据谈话记录).

周扬正是从“破除迷信”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倒是顾骧和王若水知道周扬在思考这一问题,所以,常常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送给周扬“指正”.

而从《晚年周扬》所披露的两个细节来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似乎对这一场讨论不甚预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第一个细节是,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仍然强调说: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外反动势力的理论武器.

第二个细节是,在胡乔木到周扬家里谈周扬的文章时,关于“异化”问题始终不说一句,而后才在中向邓力群表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在场的王若水认为,是胡乔木根本不懂这个问题,在查阅资料以后才说出意见的.从顾骧所描述的胡乔木在1983年10月才发现了王若水谈异化的文章来看,王若水的话倒也有根据.

以胡乔木的理论水平而言,的确不应该对这场通国皆知的大讨论如此漠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晚年周扬》将其归结为“左”的思维方式.翻看一下曾经与胡乔木有过交往的温济泽、秦川、胡绩伟、王若水、李锐、于光远等人的回忆,可知顾骧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胡乔木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温济泽、王若水等人所说的“变来变去”的问题.他对人道主义讨论的看法就是如此.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胡乔木表示赞赏,特意让秘书打给作者予以表扬.而当周扬的文章发表时他却激烈地反对,甚至不惜兴师动众.这其中的原因,有顾骧等人所说的“左”的因素.另外,胡乔木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多年,那种既定的政治上的思维模式使他的敏感性和责任心也就十分突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不表态,或者说总愿意表态.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多么的勉为其难,即使是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大学者形象的胡乔木,也不能例外.

关于这一点,《晚年周扬》用平实的语调所铺陈的一些事实,能引发人们的很多感慨.

深刻的反思

1983年的这场争论,至今已经25年了.在尊重人的价值、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举国共识的今天,再来思索周扬和胡乔木的争论,人们可以平淡地说:胡乔木错了.

作为“此道中人”的顾骧,一直坚持认为周扬是正确的.他的理由是:“周扬同志是大理论家,他的报告如果一炮打响了,我们起草人不应该掠美;现在出了问题,我们理应站出来承担责任.”于是,他在的学习会上直言:周扬报告中引起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第四部分,是我执笔的.书中的这一细节,让我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

在我围绕这一争论所作采访的过程中,很多老同志都谈到了顾骧在当时这种个性独立的人文精神.当“清除精神污染”波及全国时,在“坐冷板凳”的顾骧仍然坚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给一位老同志的信中写道:

真理如阳光一样,谁也不能垄断.还是同志说的好:“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而这一细节,在《晚年周扬》中却略过不提.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顾骧后来才能写出《兰叶春葳蕤》、《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样掷地有声的文章.

周扬也更加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晚年岁月》披露了第四次作代会期间,数百人联名致周扬慰问信的感人细节.大约在此前后,据郑海天相告,温济泽也让郑海天执笔写下了类似的慰问信,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义送达周扬病床前.到1988年,甚至参与胡乔木批判周扬文章起草的龚育之,也“给当时一个方面的领导”两次“上书”,希望“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

而此时,顾骧则在的授意下,以“手中捏着亡友的遗稿好比捏着一团火”的心情(周扬此时已成为植物人),编辑旨在收录《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周扬近作》,以体现“为周扬平反之举”.顾骧那篇旗帜鲜明地为周扬平反的文章《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也是在编辑过程中酝酿写成的.《晚年周扬》中详细地披露了这一过程,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早在1985年1月,就对这场争论有了结论.

1995年,《读书》杂志发表了一位老同志以“常念斯”署名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作者忆起了与胡乔木交往的往事,感叹甚多.在盛赞胡乔木之余,作者特地表示:“近15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这是自顾骧的文章发表10年后再一次对这场争论的评价.

其后,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一书出版,有关这场风波的当事人顾骧、王若水、王元化,以及预闻这场风波的于光远、温济泽、曾彦修、龚育之等人都写出回忆文章.另一方面,预闻其事的卢之超(时任局长)也写出了回忆文章《人道主义问题――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2002年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公布了胡乔木为自己的文章写给的信及的批语.学界在有了更多可资研究的材料同时,多少可以不再躲躲闪闪地直面这一场争论了.

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是的执政理念.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诸种要件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是其中之一.周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在今天已为广泛承认,并付诸实施.而他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异化”概念,并论述的种种现象,在今天则成为写照.25年前他说:“由于化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在25年后“权力的异化”已经让人触目惊心的今天,在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今天,读读周扬的这些讲话,还是能感觉到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思想高度,如果没有痛切的反思,是达不到这样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