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于近代教育家张伯苓的书籍出了很多,电视剧更在去年热播,但记叙他逝世前后的文字却极少,即使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不久,我查阅了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发现了记叙1950年张伯苓重回南开、周总理吊唁张伯苓和张伯苓追悼会的三件珍贵档案,算是正说张伯苓的最后时刻吧!
不为人知的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居重庆的张伯苓非常想回到天津.1950年3月,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达了北归的心情.在得到周总理“允其北归”的批示后,5月4日,张伯苓和夫人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抵北京,周总理和老友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在北京的几个月里,张伯苓夫妇一直住在傅作义的一处私人住宅内.
7月底,南开中学校委会主任杨坚白曾到北京看望张伯苓,介绍了天津及南开的新变化、新气象,张伯苓听后很高兴,回南开看看的想法愈加强烈.回到天津后,杨坚白感慨地说,张校长也变了,他对新中国人民的工作热烈情况表示满意,他说,今天所做的,就是自己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理想.不久,张伯苓即提出,要到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去转转看看,并希望在这年的暑检测能到南开大学居住一段时间.因为他就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时,南大的很多学生都表示极力反对,他怕这次回去,同学们会给他难堪,所以,曾嘱托黄子坚回校听一听学生们的反应,特别是要征求一下党支部的意见.南大支部认为,他要回学校看一看,支部无理由也没有必要过问,而对回校居住一事则未做答复.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回到天津,初居一个学生家中,后迁居大理道的三子张锡祚家中.20日,张伯苓来到了阔别已久而又魂牵梦系的南开大学,踏进校园大门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了.进校后,他与老南开的老教授黄子坚、杨石先、冯文潜、邱宗岳、吴大任、陈荫谷、萧采瑜及事务主任孟琴襄等,一起开心地唠起了家常.因为他在重庆曾患中风,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张伯苓说,亲眼见到学校目前一切充满生气,规模也比抗战胜利时壮大了,南开已有了好的寄托,我很高兴!我准备用三天的时间,遍观南院、东院和北院.
但相对于张伯苓的热情,南大同学们的态度则显得有些冷漠.当他在校园里各处走走看看时,曾在养鱼池旁驻足,并与养鱼的老工友亲切握手寒暄,而仅距两三米处的几名同学知道他是老校长张伯苓,但并没有对他做任何表示,仍然一边观鱼,一边旁若无人地说笑着.这让原本想与他们打招呼的张伯苓甚感失落.
21日、22日,张伯苓先后去了南开女中、南开中学.在女中,他只在主任办公室坐了坐,与几个教职员聊了一些家常话,互问身体安好,仅六七分钟就走了.走在路上,正碰上一群刚刚下课的同学,有的同学远远地对他投以惊异的目光,其中十五六个初二同学竟笑嘻嘻地随口叫着他的名字：“张伯苓!张伯苓!”见此情景,张伯苓加快了脚步.在临出校门时,他却再三地回头张望,反复地端详着校园里的一草一木,用手轻轻抚摸着校门上的牌匾,眼睛里噙着泪水.对学校真挚的依恋之情和学生们对他的冷漠态度,让他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和斗争,送行的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内心深处不由得产生阵阵酸楚.在南开中学,在校委主任杨坚白的陪同下,他只是粗略地看了看范荪楼、礼堂和饭厅,前后也不过半个小时.在饭厅外,遇到了十几名同学,其中几个同学认出他就是老校长时显得非常激动,下意识地鼓掌欢迎,但刚拍了一下,看见多数同学都没有任何表示,也就把手放下了.走出校门时,他对杨坚白感慨地说,这里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熟悉,回到这里我就像回到娘家一样!
学校的一些老人们认为,老校长办教育有功,本质是好的,为人不错,就是末尾一步走错了.也有一些人虽然尊敬他,但感到他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他的那一套吃不开了.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是国民党五院长之一,是政治失节,是战犯,没有按反革命让他登记,人民政府对他就已经够宽大的了.黄子坚、袁贤能等南大的多数老教授都希望他能回来继续工作,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吴大任等则善意地认为,他这个时候回来对南开没有多大好处,而一般激进而年轻的助教们则多数反对他回来.这三所学校的同学们对此事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冷淡”二字.因为当时许多同学根本不知道他的到来,而知道的大多数也对此事漠不关心,认为他来与为不来都无所谓,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有的说,我们的学校现在已经办得很好了,不需要名誉校长了.
10月17日南开中学校庆时,张伯苓早早起床准备到学校参加庆典,但从南开中学却传来不让他进校的消息.张伯苓沉默了,眼前的现实让他感到,自己倾注一生心血的学校已经不认识他了,在南开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从此,他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之中.
周总理亲往吊唁
1951年2月23日下午6时半,曾创办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的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大理道87号溘然长逝,享年75岁.由于他在1948年曾短期担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解放后,天津市政府又没有对他的问题明确定性,他生前的朋友、学生怕背上嫌疑,都在观望着政府的态度,因而次日早上,只有二三十位亲属、旧友前来吊唁,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葬仪.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来了.
24日,周总理与、聂荣臻等一起来津出席志愿军第20兵团入朝作战前召开的军事会议（史称“天津会议”）,但他一到天津就在黄敬市长的陪同下,来到张伯苓的家吊唁,敬送了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周总理向恩师张伯苓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慰问了张伯苓的妻子,随后来到客厅.在谈到如何评价张伯苓时,他说,张伯苓是好、是坏,不应该笼统地说功大、过大,应该把他的历史分段加以正确的分析,张伯苓办教育,尤其是把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好的一面.张伯苓中途投入反动阵营,这是错的.但他终于悔过,死在新中国的国土上,这一点是做对了.关于张伯苓办南开的事,也应该分段来看.办教育,是好事,张伯苓在“五四”运动以前介绍了资产阶级主义,这也不错.即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介绍到中国来,因此我们不能责备他,而说他当时为什么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南开的团结精神也是好的,但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原则的团结等
当张伯苓的家属和学生请示,是否要召开追悼会,怎样开时,周总理说,追悼会当然可以开,但应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要勉强学生们参加.他还当场指定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即黄钰生）执笔追悼会的悼词,并由他在会上宣读.周总理叮嘱黄钰生说,在悼词中一定要把张伯苓每一段的历史交代清楚,要说得客观、公平,否则学生们会不服气的.
周总理看了张伯苓的遗嘱后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一旁的张伯苓的儿子和黄钰生急忙说,他在临终前的言语中曾多次反省自己,懊悔自己过去错误的一段历史.周总理听了点点头说,这就很好,这一点意思可以由他的儿子和学生在追念张伯苓的历史材料中补写进去.
葬仪后,黄钰生在与市政府、市委统战部沟通后,即着手撰写悼词.悼词在市委统战部、黄敬市长看过后,转送了周总理.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极具感染力,新旧观念交织,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新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还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正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低头了,在他的遗嘱里他已向人民政府低头了,如果天检测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等
黄钰生谈到悼词内容时说,我想做到追悼会不仅是追念故人,而也要教育后人,说明新旧文化和观念的不同.黄钰生与南开大学校友会会长阎子亨等还草拟了一份追悼会筹备人选名单,其中包括市委统战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各一名党委领导人.原计划追悼会于4月15日召开,后因故提前到了4月8日,地点在南开女中礼堂.
不为人知的追悼会
张伯苓逝世后,美国等国家,香港、台湾等地区新闻媒体迅速发布消息、撰写专题,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内地,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三个儿子的一个79字“哀启”.而对这位为天津近代教育奋斗了50余年,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没有任何悼念的表示.同年4月8日在南开女中举行的张伯苓追悼会更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道这次追悼会.
1951年4月8日下午2时许,张伯苓追悼会在南开女中礼堂召开.尽管周恩来总理亲往吊唁,并对张伯苓给予了客观评价,但大多数人仍在观望,怕受株连,因此,与会者只有350人左右,而且是“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穿长袍、西服的多,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以及外国语文学的司徒月兰、经济学院的袁贤能、杨学通等南大的教授是会议的主流.还有一部分南大的职员和20余名学生.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恒源纱厂董事长边洁清以及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会场上的花圈和挽联并不多,大部分是张伯苓的学生送的,挽联的内容多为赞颂张伯苓的爱国主义、终生为教育的精神.张伯苓生前挚友傅作义送的大花圈格外显眼.而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力子送的挽联有一句是“悔过知仁”,李烛尘在此后的讲话中也特别引用了这几个字.
张伯苓的几个生前友好组成了招待组,他们的胸前一律佩戴一朵小白花和一张写有“招待员”的白纸条,冯文潜和黄钰生垂首站立门前迎接来宾.另有三五个工友为来宾引领座位、准备茶水.开会前,七八个南开女中的同学徘徊在会场门口张望,嘴里不时嘟囔着：“我们也是南开的一分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追悼会开始后,她们一直趴在礼堂的窗户上观看.
追悼会在司徒月兰弹奏的钢琴曲中开始,三分钟全体起立默哀后,追悼会主席阎子亨宣读了张伯苓的遗嘱,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讲述了张伯苓的生平事迹,最为精彩的当属黄钰生宣读的悼词.这篇悼词是由与张伯苓最接近、相处时间最长、曾执笔张伯苓遗嘱的黄钰生撰写的.黄钰生虽然是在读讲稿,但他的语调和表情中倾注着对挚友的深情,表达着对一代教育家的爱戴,寄托了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台下的听众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动了,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人们仔细聆听着悼词中的每字每句.当他讲到“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在天津的河北体育场开华北运动会,张先生任裁判长.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这时候,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这时候群众狂叫起来了.这时候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上宾,日寇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而退席,立刻向天津交涉司提出严重的等张校长把学生的领袖们找了来,头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下回还那么讨厌’”时,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当说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时,黄钰生竟一时哽咽,讲不下去了.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
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原本是到北京参加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的,当听到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消息后,他便匆匆地赶来了.他说：“我到北方来,未曾想到参加张伯苓先生的追悼会.”刚讲了这一句话,他就开始摘眼镜擦眼泪了,当说到“但我看到这个追悼会如此凄惨”时,他已是泣不成声了.此时,台下也已是一片呜咽,悲痛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会场.他说：“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李烛尘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天津有三个抗日的团体,那就是南开、久大和《大公报》,所以,日寇对这三个团体的手段也特别得狠.‘七七’事变时,日寇首先就用飞机、大炮把南开炸毁了等张伯苓先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追悼他!”
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更为动情地说：“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员,甚至还有的领导者.”他最后更是哭着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杨石先的讲话很简短,首先批评了“过于爱护张校长的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爱护张校长就说他当的官是对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张校长曾当了反动政府的官,就把他的成绩全否定了,左倾、右倾的偏差都是需要纠正的.”他说,张伯苓校长的事迹黄钰生在悼词中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所要追悼的是一个爱国教育家,南开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
追悼会进行到家属致谢词一项时,时任北京国华银行经理的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并未讲什么,他只是不停地给大家鞠躬,不停地说着“谢谢大家参加这个追悼会”.
追悼会在哀乐声中结束了.正如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在给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伧,不热烈也不悲壮,会场显得很冷清,零零落落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这个追悼会的召开也如悼词中所讲：“这个追悼会,适应许多人感情的要求；这个追悼会,今天在这里举行,更现实地说明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公允.”而一年后,在重庆主持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喻传鉴则说,虽是两次追悼会却是一样的凄凉.
生前遗愿终成现实
由于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散会后部分人留下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南开大学党支部称,现在南大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听了这番话,黄钰生不无情绪地说,现在南大代表着落后势力仍有一部分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张伯苓先生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二人骨灰置于北京长子张希陆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后,他们夫妇二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实现了张伯苓先生的最后遗愿,他重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