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难时期随刘少奇等进行农村调查

更新时间:2024-01-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668 浏览:12803

1960年冬,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入到农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1960年1月,我由零陵(现永州市)县委书记岗位重又调回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参加由刘少奇和省委负责同志组织的几次农村调查.

衡山、湘乡调查:

农村形势并不如说的那样好

1960年4月的一天,省委书记徐启文把我找到他家里对我说:当前的农村情况,听汇报都说形势大好,很少有人反映问题,实际情况到底怎样,需要作实地调查,明天你同我一起下乡,了解一下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并说,这次调查不要通知有关地委和县委,就我们两人坐车一路南行,找到一个公社住下来,了解情况.徐启文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曾同我讲过,红军长征时是他哥哥背着他过的雪山、草地,后来他哥哥在作战时英勇牺牲了.

次日清早,我们乘吉普车从长沙出发南下,到了衡山县境公路边的一个公社住了下来.徐启文年纪大,肠胃又不好,只好住在公社,由同来的司机一日三餐熬粥给他吃,菜是由家里带来的几个咸鸭蛋.他找公社和附近一些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个别谈话,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我到距公社三里外的一个生产队,按规定交粮票、菜金,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就餐,一起参加劳动,在同吃、同劳动中和队干部、社员交谈,作调查了解,夜晚回到公社与徐启文交换情况.我们在这个公社住了三天,了解到的情况是:去年粮食产量较前年减少,征购任务却略有增加,社员口粮标准降低,反映吃不饱,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太阳出来很久才出工,干活懒洋洋地.但公社领导却向启文同志说,生产和农民生活都不错,后在他一再启发、询问下才说了实话.

第三天回省时,启文同志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你看,在省里听到的是农村形势如何好,从这个公社的情况看不符合实际,有些人就是瞪着眼说检测话,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情况要向省委具体反映,大家应当都深入到农村基层,了解真实情况,针对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

5月的一个星期天,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到我住处对我说,谭老明天要下乡搞调查,指名要你同他一起去.谭老,即省委书记谭余保,他入党早,资历老,红军进行长征后,留在湘赣根据地担任湘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坚持游击战争.1938年参加过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49年湖南解放后任省政府副主席、省委书记.他为人刚正不阿,党性强,见到违反原则的人和事就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全省上下都尊其为谭老.有一次省委常委开会研究干部问题,要我到会汇报情况.会议开始前,谭老当面批评在座的一位省委常委、副省长说:你到(洞庭)湖区检查工作,只在县里听汇报,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县委向你反映问题也不解决,下面的干部对你有意见,你是副省长,工作这样飘浮、不负责任怎么行!这位副省长红了脸检讨说:谭老批评得对,我以后一定改正.

第二天早上6点,我按时到了办公楼前,见到谭老和两位省委农村部的同志.谭老说,这次我们到湘乡县,不要通知地委和县委,我们一路走一路看,调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家同坐一辆中型吉普车,进入湘乡县境,看到有社员在田里劳动就停下来,同社员交谈,询问生产、生活情况.中午我们在路边一个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交粮票、菜金,同社员一起吃饭,菜里没油少盐,社员都自吃自的,闷不作声,不少人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下午到了县委,县委书记姓张,正挑着粪桶在浇菜,见到谭老吃了一惊.他原是省地质局局长,不久前为加强湘乡的工作调到县里来的.到会议室大家坐下后,他说,不知谭老要来,没有准备汇报材料.谭老讲,就是要听你没作准备的汇报.据张书记介绍,湘乡有五六十万人口,是产粮大县,去年粮食减了产,但征购任务没有减,社员口粮很紧张,劳动没有积极性,公社化后,下面的生产大队管辖的范围太宽,很不好管理,县社干部多数工作比较积极,能深入到下面做工作,但手中无粮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等等.谭老听后说,这些情况你一定要如实向地委汇报,同时要提出解决意见.

第二天回省,我们路上又停了一次车了解情况.到省委下车后,谭老神情严肃地说,情况都看到了,听到了,看来我们的工作是情况不明又瞎指挥,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他转向我说,1958年我到过你工作的那个县,你工作中就有主观主义,这不是单批评你,我也有主观主义.延安时期,就讲过,主观主义害死人.看来.我们只有从上到下都认真检讨改正了,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够把农村的事情真正办好.他几句话说到了问题的根本.

茶园大队调查:

相当多社员不赞成吃公共食堂

1960年秋末的一天,省委常委、秘书长苏钢要我和政研室的4位同志随他下乡搞调查.他布置任务说:这次调查的目的是摸清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不听地委、县委的汇报,直接到一个公社住下来,找社、队干部和社员了解情况,不要带框框,要虚心听取意见,调查后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不要发表,等回省委后汇报.

次日,我们一起坐一辆中型吉普车来到湘江岸边湘潭县的易俗河公社.此地是平原地区,秋收刚刚结束.大家都自带行李住到公社办公室,因床少,有几位就铺上稻草打地铺,交粮票、菜金在公社食堂就餐.调查按分工进行,有的找社、队干部听情况介绍,有的找社员谈话了解情况.队干部享有工分补贴,谈话多在白天进行,同社员谈话,多在午、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或在一起劳动时边干活边谈.经过五六天的工作,情况基本摸清,当年粮食产量与上年基本持平,公社上报的数字有虚数但不太大,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口粮日均一斤左右,勉强够吃.

苏钢回省汇报时,要我带一同志留下来,具体了解社员对公共食堂的意见.他一再嘱咐,只了解情况,不要发表意见.我住到茶园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做具体了解.农村公共食堂,当时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共产主义的萌芽”.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一直反到基层,有些人因为反对办食堂受到了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无人敢提不同意见.我采取同男女社员个别聊家常、找家庭生活情况类似的社员分别座谈的办法,不直接提问是否赞成公共食堂,而是通过谈每人的家庭生活情况,从中了解他们的真实看法.

茶园大队的公共食堂也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哄而起办起来的,一般是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男女老幼一日三餐听钟声到食堂就餐.刚办起时,因当年粮食丰收,敞开肚皮吃饭,到后来粮食紧张撑不下去了,改为分别给每人定量,按定量下米到陶钵里用大蒸笼蒸熟后,个人吃自己定量的那一钵.菜是集体种的,大锅煮,每人分一小碗,很少有油.

经过五天的时间,我基本摸清了社员的真实想法.认为吃公共食堂好处多的,主要是少数单身汉和无儿女的青年夫妇,他们觉得做一天农活累得很,吃食堂不用自己弄柴弄米烧饭,可以吃现成的.也有个别孤寡老人说吃食堂好,因为家中无人给他做饭.一些有儿女有老人以及生活比较富裕些的(如富裕中农),则认为吃食堂在饮食上不能照顾伢儿和老人,家中有人生病也得不到照料,不如一家一户开伙好.多人反映,办食堂要有专人砍柴、种菜、做饭,由队里记工分,如各户开伙这些都可以省了,各户还可以自己养猪.后几种人虽不明说,但明显是不赞成吃公共食堂.对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我经过分析归纳后整理成书面材料,列述共找了多少人谈话,有几种意见及所述的理由,各占多大比重,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分等,只作客观反映,没提倾向意见.回到省委后我将调查材料送给了苏钢同志.几天后苏钢同志找我说,这两天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农村工作,议论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说法不一,但都缺少调查的材料和分析,还就你写的那个材料能说明些问题.他没有告诉我省委对办公共食堂有什么具体意见.

1961年春末,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提出农村办食堂可以多样,可以办长年的,也可以办农忙的,居住分散的也可以不办.到当年6月,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原则.文件下发后,很快公共食堂全部解散,结束了几亿农民吃食堂这一严重脱离群众的制度.历史再次证明,推行一项政策、制度,必须顺应民意,凡背离广大群众意愿的终究不可能持久.

南田大队调查:要自选队长,

因地制宜安排生产

1961年农历正月初二,省委组织部部长突然通知我,次日到张平化同志家里,有工作任务同我谈.张平化同志是庐山会议后由湖北调到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平时同我少有接触,节日里要同我谈什么工作,我心中很有些茫然.

我到达张平化同志家里,看到只有他和夫人在座,他动手沏茶端给我后说:这两年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都暴露了不少问题,但也有些地方搞得不错,情况到底怎样需要作具体调查.主席最近指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之风.因此想组织一个调查组,深入到生产大队“解剖麻雀”,了解真实情况,研究农村政策.据反映,长沙县的黄花公社南田大队生产搞得好,食堂也办得不错,就到这个队去蹲点,如果确实搞得好,要总结经验.调查组人不要多,我来担任组长,你当副组长,再抽调两个精干的干部参加,不要市委和县委派人陪同.平化同志讲,他省里事情多,有时还要到开会,不可能长时间住在农村,但要尽可能挤时间参加实地调查.

接受任务后的第三天,我带着省计委的一个科长,背着简单的行李坐长途汽车直接来到南田大队,我住在一个生产队长家里.这个大队地处丘陵地带,大部分是水田,种植稻谷,有少量旱地种些杂粮.我住的这个生产队有三十几户社员,同吃公共食堂.当时刚刚开春,天寒水冷,不能下水田,主要农活就是修田埂、挖旱土、铲草皮烧火土灰积肥,以及整治集体的菜地等.我白天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一日三餐同在食堂吃饭,在“三同”中和社员、队干部聊天,谈家常,从中了解情况.几天过后他们就不再把我当外人,都能说真心话.生产队长是个有高小文化的20岁年轻人,早年丧父,同寡母一起生活.他的母亲不到50岁,已花白了头发,每天下地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她对我说,在食堂吃饭平均每人每天也就一斤米,菜里又没有什么油水,青壮年要干重活,实际吃不饱,许多社员下工后都采些野菜晚上回家煮了充饥.她怕我饿着,有时也采些野菜回来,晚上煮熟撒点盐让我吃.她看我带的被子太薄,给我找了条旧棉絮让我晚间睡觉时盖上,说别冻着.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我了解到南田大队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都比上一年略有增加,社员虽然对口粮标准低有意见,但是劳动积极性还是比较高,出工出力,在集体劳动中有说有笑.后来我在写调查报告时形容说,“呈现着一种兴家立业的景象”.社员们反映,队里生产搞得好,大家劳动积极性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队里干部都是经过选举的,是大家信得过的人,而不是像有些生产队那样由上面指派.生产队长年轻,苦活累活抢在前头干,从不偷懒,办事,生产生活上的事和大家商量着办,不图私利,不多吃多占,已经连续当了两年队长.二是生产按当地实际情况安排,不强按上边瞎指挥的要求做,比如不违农时过早地播种、插秧,不搞过度密植,不适合插双季稻的田就插中稻,所以产量比较高.食堂的菜地大家商量着种,品种多些,产量较高.

十多天后,张平化同志带一名警卫秘书和简单行李来到南田大队住了两天.他先到田间看社员劳动生产情况,找社员和队干部谈话了解情况,然后找到我,要我汇报.他说他了解的情况同我汇报的基本一致,看来这个队生产、生活之所以搞得比较好,主要就是两条:队干部是选举的,办事公道,社员拥护,因地制宜安排生产,不听上面瞎指挥.许多地方粮食减产,社员不积极,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两个重要原则,今后研究布置农村工作一定要加以强调.临回省里的时候,他叫我再在队里继续观察几天,并写个调查材料给他.我反复思索,感到凡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只有真正走群众路线,行事,由群众当家做主,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并得到群众拥护.

青山大队调查:

社员要求多产多留多吃

1961年3月下旬,当我结束南田大队调查时,省计委主任徐羽同志突然来到大队,向我传达张平化同志意见,说刘少奇同志要来长沙县搞农村调查,要我先不要回省,同他一起按刘少奇同志指示参加调查工作.

4月12日,刘少奇同志到达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注重实事求是,身体力行深入农村搞调研,直接听取社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他不要省、市领导陪同,走村串户到社员家里了解情况,同老党员、老贫农谈心,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他要求参加调查的同志深入到队,分别就食堂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粮食问题等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汇报.我和徐羽分到的题目是粮食问题,地点是青山大队.粮食问题包括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重点是后者,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青山大队地处半丘陵半山区,以种水稻为主,也生产一些竹、木.徐羽和我带着行李住在队部的木板房里,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我们一方面通过与队长、会计进行座谈和个别谈话,查看队里的账目,具体了解1958年以来历年的粮食产量,完成征购任务的数量,留下的种子、猪牛饲料和社员口粮数量.从中了解到粮食产量每年有高有低,有的年份增产了征购任务随之增加,有的年份减产了征购任务却没有减少,留下必不可少的种子之后,只有减少社员的口粮和牲畜的饲料.另一方面,同社员和队干部座谈,诚恳地征求他们对粮食方面的意见.听到的普遍反映是,最好国家把征购任务定下来,起码年初就公布当年的征购任务,粮食增产了不再加码,余下的留在队里,一部分用来增加社员口粮,这样国家征购任务就有保证,队里可以多留,社员可以多吃,大家干活才有积极性,生产才能搞得好.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可以适当减少征购,保证社员最低口粮标准.像现在这样多产不能多留多吃,干起活来打不起精神,出工不出力,生产不会搞好.这些意见是十分中肯、实在的.

通过四五天时间调查,在把情况和意见基本搞清楚之后,我二人经过研究整理,写出了调查材料,到天华大队刘少奇同志的住处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刘少奇同志听后说,古人曾经讲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然后朝坐在对面的我问道,是这样说的吧我回答说,记得老子《道德经》中写有这样的话.他接着说,你们汇报中提到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只有做到多劳多得,多产粮食的生产队多留、社员多吃,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才能发展,这一点,在研究制定农村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加以考虑.最后,他肯定了我们的调查意见.

刘少奇同志在天华大队住了18天,在回北京之前,他召集我们参加调查工作的十多人开了个座谈会,再次听取意见,然后讲了一段话,大意是:通过这次调查,了解了农村生产和社员生活的实际情况,广泛听取了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对从实际出发研究和制定农村政策大有益处.这几年刮浮夸风、“共产风”,后来又反右倾,许多干部都说检测话,一些社员当着干部的面也不敢讲真话,必须深入到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诚心诚意地听取意见,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想法.全党一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还指出,看来只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搞调查,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他后面讲的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说成是反对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讲的开调查会了解情况的方法.


青山大队调查之后,徐羽同志和我,还有省委工业部的一位处长,按照省委的指示,又到福临铺公社就农村手工业问题和商业问题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向省委写了调查报告.

时光如流水,转眼50年过去了.回首长思,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据以制定正确的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省里的负责同志深刻地认识到,最直接、最深切了解政策是否正确的,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下去调查,不是靠听各级领导经过筛选加工后的汇报,或在前呼后拥下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而是几天、十几天地住在农村,直接向社员和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从而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下去调查,不是端着领导架子,居高临下对待基层干部和群众,而是一同过艰苦生活,平等相待,诚恳听取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要求.下去调查,不带任何主观框框,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不作敷衍应付或临场讲些虚话、套话,而是严肃郑重对待,回去后归纳多方调查材料,认真研究,集中智慧,据以制定正确的政策,真正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的根本路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汲取一些好的经验和正确做法,或可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改进有所帮助.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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