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２年私营经济恢复生存权
１９７６年粉碎“”,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给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
而此时,令全国头疼的急迫问题,是全国各地知青返城热.知青陆续蜂拥回城,给本来就十分棘手的城镇就业造成了极大压力.这么多“待业青年”要吃饭,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应届大、中学毕业生待分配,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根本无法接纳,政策上不放开不行.事实上,相当多的人为了养家糊口,自己已经先干起来了.
于是,卖大碗茶的、运煤球的、开小饭馆的、倒卖服装的、裁剪衣服的、修鞋修自行车的、装裱字画的、卖手表雨伞录音机的,遍地开花.再加上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农民长途贩运花生、大米等个体经济在夹缝中滋生出来,形成蔚为大观的个体户现象.
针对这种现实,国务院于１９８１年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指出：个体经济“一是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等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
个体户从此有了“说法”,得到正式认可.
此时,个体户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因为你是“社会闲散人员”.
但有一条还是吸引人的,不少个体户都成了“万元户”.那时候,一万元在人们心目中是不得了的数字.当时一般人上班的工资,每月不过四五十元.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这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８年
站稳脚跟求发展
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时期.个体经济现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不可代替”了.
个体户抬起头来了,但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更加迅速.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九,经营“傻子瓜子”有方,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赚了１００万,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他的发家致富,引发了持久的争论.在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中回忆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还有像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及其兄弟这样的年轻人.出生于１９５１年的刘永好家境贫穷,他和他的３个兄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变卖家产筹集１０００块钱,从养鹌鹑而起家致富.
年广久和刘永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真实神话,是那一时期私营企业家的佼佼者.当然,他们早已超越个体户的范围了.
但是,“上面”还在“看一看”.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尽管“一定程度的发展”措辞谨慎,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而且明确提出保护的方针.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在挫折中前进
从１９８９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抬头了.
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２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了一篇颇有来头的文章,文章对改革者提出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化改革?”这是北京最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一时间,媒体铺天盖地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来势汹汹.
一些私营企业家们想起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日子.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据统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有名的私营企业家被逮捕并被审判的有２００多人.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等.
《中华工商时报》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发表文章说：“近几个月来,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４００万.”
可贵的是,多数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并没有被压倒.１９９０年上半年,全国近２０００万个体劳动者向北京亚运会捐赠的体育馆被北京市和国家体委命名为光彩体育馆.由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唱主角的光彩事业从此叫响.据统计,到２００２年,私营企业投向中西部的扶贫资金达２００亿元,帮助２９０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和同时代国外同业比较起来,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的韧性和爱国精神.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私营经济冲破瓶颈
１９９２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犹如黄钟大吕压倒了“左”倾思潮的瓦釜雷鸣,冲破了“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同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受到困扰的改革开放冲开了闸门,激流向东,使私营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共同发展”的方针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左”倾思潮针对私营经济制造的种种奇谈怪论,给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１９９３年,全国私营企业一下子从１９９０年的９万多户猛涨到２３．８万户,增长１７０％.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从１９９５年春开始到１９９７年春,四份所谓的“万言书”相继出现.这些文章把前些时候“姓社姓资”的争论换成“姓公姓私”的争论.文章散布说,私营企业的发展威胁了国家安全.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９日,总书记在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左”倾思潮,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他强调要高举理论旗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排除“干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他批评“左”派理论家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怎么发表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同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报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营经济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组成部分”.
这不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次革命.
１９９８年至今私营经济深化发展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通过的《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要求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建议》还要求各级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
最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正式文件或法律对私营企业的方针一直是“引导、监督和管理”,《建议》第一次提出“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但是,私营企业发展还有一些障碍需要破除.例如,市场准入及政策法律环境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另外,诸多地方都发生侵犯私营企业权益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
我国私营经济使用了２０％的国家资源,创造了６０％左右的产出.国有经济使用了８０％左右的国家资源,只创造了４０％左右的产出.这一对比值得深思.
（马立诚／文,晓庄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