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翼文学思潮

更新时间:2024-01-02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7348 浏览:79697

[摘 要]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30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学思潮中,他以其特有的敏锐性,超前性,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在与左、右两种倾向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推动着左翼文学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 键 词]鲁迅左翼文学思潮

鲁迅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他整个的创作生涯当中.“五四”时期对封建旧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五四”后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五卅运动中对残杀中国人民与青年学生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揭露和抗争等,都显示出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他的批判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了解中,建立在对人生和社会的困境的思考中,他以不断的批判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自己的文学的价值.他与那些有着“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检测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①的人用笔抗争,因而所遭受的否定,抗拒以至辱骂也终其一生.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伟大,因为于他的时代和民族,他所具有的超前性,身前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

在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学思潮中,鲁迅是寂寞的.一方面,他在左联成立之初即加入左联,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积极参加了左联的各项工作,高扬起对国民党法西斯专制政权反抗与战斗的旗帜,坚决驳斥攻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各种言论,被称为是左翼文学的旗手;另一方面,他与左翼文学思潮中存在的极“左”痼疾进行着坚决的抵抗,对那些“文坛皇帝”、“工头”、“奴隶总管”给予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他在给杨霁云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横站”这一姿态.“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②坚持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品格和敢于向任何权力挑战的立场,对现实国情和国民性的清醒认识,对自己良知和灵魂的不断拷问探询,使他成为被统治者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也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永远的孤独者.历史证明,鲁迅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肯定和支持是左翼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他对左翼文学的批判与反思是左翼文学逐渐从歇斯底里的狂跳和呼喊中清醒过来的重要因素,推动着左翼文学坚实的向前发展.

一、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

1923年前后,部分党员,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要求“以文学为工具”,来为民族独立和革命怎么写作.1924年,蒋光慈,沈泽民等组建了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春雷社.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浪潮,大批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闻一多等都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同时,他们还发表革命文学的论文,并已经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解释文学.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大批参加过革命实际活动的作家和一批从日本等地归国的激进青年聚集在了上海.1928年,一批进步文学社团开始在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创造社创办了《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这些进步刊物成为宣传革命文学的主要阵地.1929年,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以“三义的文艺政策”来清理统一文坛,企图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理论纲领宣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鲁迅、柔石、郭沫若、郁达夫等五十余人加入左联.从此,左联成为规模浩大的左翼文学运动的核心,而左翼文学思潮则构成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鲁迅与自由主义文艺观的论战

在“革命文学”成为一种潮流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压迫时,鲁迅肯定了其作为一种反抗性思潮存在的理由,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左联的一系列工作,并与自由主义文艺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鲁迅响应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去关照现存文学,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他,瞿秋白,茅盾等人的努力下,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的构成,并批判这社会潮流和作品倾向之真实与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就以极大的努力输入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他不仅翻译了《毁灭》《死魂灵》等世界名著,还先后与郁达夫、茅盾等主编过《奔流》与《译文》杂志,主要译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

在与自由主义作家的论战中,鲁迅旗帜鲜明的站在左翼作家的队伍里,对来自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批评”给予了坚决的反击.

在与新月派的争论中,梁实秋等人以人性的普遍存在反对阶级论.在其《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就竭力说明资本家和工人尽管有不同之处,然而在人性方面并没有两样,并举例说,生老病死的无常,爱的要求,企求身心的愉快,而文学就应该表现这些基本共同的“人性”.对此,鲁迅在《硬绎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这是鲁迅鉴于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义愤的现实性批判,给了自由主义派沉重一击.

在与自由主义作家就“性灵文学”进行的争论中,鲁迅认为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所谓的“自我表现”,所谓“闲适”,“趣味”是对黑暗势力的逃避,对作家社会责任的推卸.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这是十足的“抚慰劳人的圣药”,“麻痹”民族灵魂的“麻醉性的作品”.

当朱光潜提出“和平静穆”的美是“诗的极境”,美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生哲理的“最高理想”时③,这种超脱现实,泯灭一切是非,善恶,利害,以达到个人内心“无矛盾,无冲突”的美学观,遭到了鲁迅的驳斥.他指出“历来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一切伟大的作家都必须是时代的前驱,是不可能对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采取超然态度的.他所提倡的是战斗的力的美,正如他赞扬郁达夫的诗是“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④.

客观地来看,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依然有着其本身的严肃性.严肃的自我内省,严肃的思考社会和人生.他们都公开的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与自己的民族和社会生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而他们反复强调的“超脱现实”的原则,既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在美学上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以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然成为时代中心的时候,把社会问题的症结归于“人心太坏”⑤,并与社会制度根本对立起来,就显得不合适宜.鲁迅,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大革命急风暴雨的磨砺,再加上其本身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对人的精神独立自由的向往,使他不能放下批判的笔,去过闲适的生活.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压


迫,怀揣着理想义无返顾的走向了左翼文学.

三、鲁迅与文艺观的论战

鲁迅一直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为己任,追求人的尊严和自由,坚决反对专制.这样的观念让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左翼文学的战线中.但是,他以其高度的独立性,自觉性和前瞻性,对左翼文学思潮有自己的思考,不轻信,不盲从,建构着自己“立人”的思想.于是,他与痼疾的争论不可避免.

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不同认识是导致这种差异和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一篇题为《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文章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在他们那些所谓“前进作家”的眼中,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严密的组织”,“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第三是中国农民的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斗争了”.所以“早就该把阿Q埋葬起来”.或许是当时如火如荼的农动给了他们这样的美好幻想,或许是大多数持观点的人都是刚刚从苏联或日本留学归来,对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国民性并没有深入和深刻的了解,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除了政治反抗,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的建构是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鲁迅小说中对中国农民的塑造一直占有很大比例,他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都是在他广泛接触农民生活,并以其犀利的目光深刻透析国民性后的具体呈现,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以及国民性的思考已处在那些“前进作家”所不能到达的高度.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曾引述报刊上关于湖南长沙万民空巷去“观望”人的尸体,“交通为之断绝”的报道,提醒那些“闭了眼睛”的“革命知识阶级”:“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⑤这种冷静的思考在那些正沉浸在控制文坛话语权的喜悦中的人看来,是不合适宜的,甚至是带有反动色彩的,对鲁迅或明或暗的攻击在所难免.

对文学所能承载的社会功能的不同认识是导致鲁迅和文艺观产生差异和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当倾向提出文学就是宣传,而完全否定文艺自身的艺术个性的时候,鲁迅则明确地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对文学区别与其它宣传形式的艺术特征加以了坚决的捍卫.又如在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上,鲁迅一方面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都“带着阶级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文学人性本身的合理存在,批评了左翼阵营某些言论,指出:“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如果用阶级性代替、抹杀文学的“个性”及其它特征,就是对“唯物史观”“糟糕透顶”的歪曲⑦.

左联的一些成员在文化上制造新的专制是鲁迅最终拍案而起的根本原因.当时左联的一些负责人,对革命做出生硬的解释,立场选择上非此既彼,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粗暴甚至专横的给不服从他们文化专制的人扣上“叛徒”“汉奸”的帽子.在鲁迅看来,他们的行径正如“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⑧.这正是对文坛那些分子投机革命的私心的揭露.他称那些人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帜,却推行着专制主义,对人的个性和自由任意剥夺的行径,已完全违背了鲁迅关于“立人”的思想.最终的决裂是必然的选择.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鲁迅文学比左翼文学思想根基更深厚,美学品位更丰富,更具开放性,更有可供后人借鉴的资源.在今天,鲁迅的文字以及在他的文字中所蕴藏着的无限丰富的思想,仍然没有从现代中国人的心中疏离乃至远去.这些质素已经进入传统文化的血液,进而融化成我们的潜意识,甚至左右着我们的语言及思维表达习惯.而茅盾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子夜》,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和“东北作家群”等一批独具个性的作家与作品,正是在吸取了鲁迅所提供的文艺养料之后,才能继续推动左翼文学更加平稳健康的向前发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②《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页.

③朱光潜:《“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④《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⑤《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⑥⑦《鲁迅杂文》(上),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34页、第524页.

⑧《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⑨程凯:《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