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民富”、“民穷”如何衡量
“民富”与“民穷”是相对的,如何衡量?国际上有一个大家普遍认为客观的指标：恩格尔系数,即居民的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低于30%的家庭,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属于中产阶层偏上；如果达到40%,就是刚刚达到中产阶层,万一遇到意外极可能被扫落到底层；恩格尔系数为50%者,一般就属于低收入阶层；若到了60%,那就确实是贫困者了.某段特殊历史时期,我曾经月工资68元,当时已是较高水平了,但每月吃饭就要花掉40元,而且是吃食堂不是下馆子,可以计算那时的恩格尔系数有多高.
经调查,2009至2010年,中国所有的城镇居民（这里不包括农村居民,因为农村的食品一般是自己种、自己吃）,月收入低于1000元者,必须把60%左右的钱财用于购写食品.那么这部分城镇居民,肯定是国际意义上的穷人.而这两年全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的平均数是40%,也就是说,中国在整体上其实刚刚脱贫,刚刚进入温饱和小康生活.因为40%是平均数,城镇人口若按9亿（不管有无户口）计算,可以想象有多少人是被“拉进”温饱和小康的,而事实上有相当部分人还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最近越来越多的深圳居民来香港狂购食品、日用品,这说明内地的恩格尔系数在通胀压力下正大大上升,相对应的也就是贫困面的逐渐扩大.每次这样的经济冲击,都会把许多刚刚进入中产阶层边缘的普通人再扫回社会底层.在福利稀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社会里,靠自己奋斗上去不易,被扫落下来却不难.人生只有几十年,被扫落一回,他们也许这辈子就再没机会翻身了.
我曾说：“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把我和研究助手几个月里精心统计的可靠数据公布出来,一系列的数字让人一目了然――
就政府从GDP大饼中取走的份额而言,195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2%~1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2.8%~13%,中国是17%.
到了1970年,趋势出现变化：世界平均水平是15.5%,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4%,而这一年的中国是18.5%~19%.
1970年代末,世界平均水平是2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此时与世界水平大致相同,中国的数字却上升到28%.
本世纪初,世界平均水平是24%,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23%,而中国已超越30%(不到31%).
政府取走的GDP,按理说会有很多方式回馈给社会――当然,也可以不回馈.所以,关键在于政府拿走的钱怎么花.那么来看另一组数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
1950年代初期,世界平均水平稍高于70%,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83%,中国此时为69%,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年饥荒时期比较特殊,中国的数字严重下滑至47%.
1964年中国开始出现大的调整,经济有短暂的恢复期,这一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成为1949年以来的最高：70%.此时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平均水平是74%左右.
此后中国的数字一路下滑.2004年,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多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下降到37%.此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7%~68%,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历了重要转型,但它们的居民消费没有太大的波动,与世界平均水平保持相当甚至稍高.
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来有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不容否认,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的代价,普通百姓的代价.
该对贫困者进行制度性补偿了
2005年我曾在“中国经济峰会”上提出“三无群体”的概念,当时还有人认为我过分担忧了.我说：“三无”问题会是社会冲突的主要温床之一.“一无”即无地的农民,他们不是没有土地,而是土地被以各种名义收走,很难得到公平的补偿.“二无”即无房的城镇居民,包括进城打工者和房屋被拆迁的城镇居民,前者是写不起房子,一般是租房――如果房租都无法负担,他们就无法继续呆在城市了；后者是因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原因,房屋被拆迁.“第三无”是无业的各类人,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还包括每年几百万大学生及其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这几年积累了多少这样的年轻人?事到如今,强制拆迁、失业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三无问题”日益凸现,我们不得不面对了.
对“三无群体”来说,他们不仅穷困,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在哪里.如果一个人陷入穷困,但还有途径、有机会从坑底爬出来的话,穷困就不是很重要了；如果相当长时期他都没有办法爬出来,而且“被剥夺感”（特别是被剥夺土地者）越来越强烈的话,就会陷入绝望.“三无群体”大概有多少人?我们有些统计数字一向是“群体摸象”式的,而且不是白天摸象,是黑夜摸象――不大可靠.据我自己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至少有两三亿人.如果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人虽然贫困且无力改变现状,但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不知道公款是如何被花掉的,还有可能糊里糊涂一辈子就过去了.但如果他们能获得越来越多的外部信息,越来越多地了解这个社会,就不只是“被剥夺感”的问题了,他们会对社会产生“愤懑感”.值得注意的是,有这种感觉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一点在网上更直观.4.5亿中国网民里,至少有3亿人属于45岁以下,且80%左右都受过高中教育（这还不包括“上不起网”的“潜在网民”）.看一看他们在网上的言论,就知道这一群体有着什么样的情绪了.
所以,对于高速的经济发展,若只看到成绩一面是不公正的、有隐患的.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目标基本是明确的.可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不仅产生了“三无问题”,也产生了“三富三穷”问题――“国”、“官”、“城富乡穷”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当百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阶段,继之而来又产生了维稳问题.只有把“稳定不能（不应该）压倒什么”这个基本课题讲顺了,政府、社会、民众间的关系才能良性循环,天文数字的维稳代价才能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贫困者,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应该通过制度对他们进行大的补偿――不是“天上掉馅饼”式的补偿,不是领导探访某个家庭后问题马上得以解决的补偿,而是通过制度进行稳定、持续的补偿.这就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有了福利制度之后,再没发生过革命的原因.
中国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怎么花的问题――中国完全有实力这样做,也许从浪费掉的公款里挤出来1/3就足够了.政府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让普通公民能有更多创业、发财的机会,从“三富三穷”的不平衡模式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的“民富国强”的模式.刺激经济的几千亿投入,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有多少呢,不到10%.而全国各地又有多少追赶着破纪录的“工程狂”――空空荡荡的“新城”、“科技开发园”,冷冷清清的中小型机场,成串相连的水坝等这些被花掉的纳税人的钱,与纳税人的实际利益有多大关系?
对于当下这种状况,若说担忧,是没什么用的――为谁担忧?我只能讲,当下的这种社会现象,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公民都不能回避的,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应该利用自己的一切机会来呼吁、探寻正确的政策、法律或其他渠道,让中国进入公正、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本文由丁学良教授口述,本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