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检测使有人问谁是西方历史中最成功的职业军人,我的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德国的毛奇元帅（Ｆｉｅｌ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ＨｅｌｍｕｔｈＶｏｎＭｏｌｔｋｅ）.检测使有人问谁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参谋总长,我的答案毫无疑问又是毛奇元帅.在此要略做一点解释：老毛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职业军人,而且也以职业军人终其身,这是他与许多古今名将不同的地方.有许多名将并非职业军人出身,又或身兼军政领袖―――其中有些是世袭的君主,例如亚历山大和腓特烈,有些是后来掌握政权,例如恺撒和拿破仑.纯粹为职业军人的名将中,毛奇要算是最成功的一位.
毛奇不仅是名将而且也可以算是福将,他除了早年不得志以外,一生事业都是一帆风顺,他每战必胜,从未打过败仗,这是任何其他名将所不及的.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克享大年,所谓富贵寿考兼而有之,在我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唐朝的郭子仪可以勉强与他相比,但是郭子仪的成就与处境又远不如他.
毛奇在事业方面最令人感到羡慕的是他乃开国元勋,不像许多其他的名将都只是撑持残局.他一生只有成功的经验而无失败的教训,此诚可谓异数.他与俾斯麦（ＶｏｎＢｉｓｍａｒｃｋ）和罗恩（ＶｏｎＲｏｏｎ）共同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伟业,诚如威廉一世在大封功臣时所云：“你,陆军部长罗恩,曾经磨利了宝剑；你,毛奇将军,曾经使用它；而你,俾斯麦伯爵,曾经凭借政策的指导,使普鲁士达到了其最高顶点.”
若用我国历史来作一对比,则他们三人似乎很像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不过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完全相同,这当然一部分也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罗恩与萧何相似,其工作大致是在后勤方面,张良比较接近俾斯麦,但不如俾斯麦那样重要,而且汉高祖与威廉一世也是两位不同类型的君主,前者长于谋略,短于用兵,后者则为一位纯粹的军人皇帝.至于毛奇所扮演的角色虽与韩信相似,但远超过其限度.韩信所负责的只是作战的指挥,但毛奇的最大成就却是在战争准备方面.
作为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毛奇深切了解机会与天才两种因素在战争中的交相为用.他固然也像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与商业颇为类似：兵力是投资,胜利则为利润,所以一切都应有精密合理的计算,但他又深知战争问题并非仅凭计算即可解决.毛奇虽主张指挥官对军事行动应有完全的决定权,但他又深知战争是政策的工具,也承认变化莫测的政治目标和环境,可能迫使军人随时准备改变战略.
虽然政策对战略的影响,使军事领袖经常面对着一种不确定因素,但毛奇又认为动员和最初的集中还是可以计算,因为那是在平时即可作充分准备的.他说：“军队原始集中时若犯错误,则在战役的全部过程中都很难改正.”所以平时即应作周密的考虑,以使部队对战争有适当准备,交通有适当组织.
但超过了这个阶段,战争也就变成了果敢与计算的结合.毛奇曾说：
当实际作战已经开始后,我方的意志不久就要遭遇到敌方的独立意志.诚然,检测使我方有准备并决心采取主动,则可以限制敌人的意志；但除非凭借战术,换言之,也就是透过会战,否则仍不可能粉碎其意志.任何较大规模的会战都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后果,而这也会造成一种新情况,并构成下一步新措施的基础.任何作战计划对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势,都不可能作精确的预测.所以指挥官在整个战役中,都将被迫根据不可预测的情况来作决定.在战争中的一切连续行动都并非预定计划的执行,而必然为随机应变的措施.因此,仅凭理论知识还不够,到此时,性格和心智的力量也就会表现无遗.
毛奇不认为战略是一种科学,有一定的原则可以遵循.他说：
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而不仅限于知识,它是知识对实际生活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
因此,他非常重视指挥的组织.毛奇认为指挥必须统一,切忌一国三公的现象.战争不能用会议的方式来指导,参谋长只是指挥官的顾问.即便是恶劣的计划,如能彻底执行也还是胜于综合性的产品.在另一方面,即令是最好的计划也还是不能预测战争的摩擦,所以个别的战术决定必须在现场作成.毛奇认为对作战计划作刻板的执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对于有的指挥官,不分高低,都必须经常鼓励他们发挥主动精神.
毛奇认为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是愈少愈好,愈简单愈好.换言之,统帅不应干扰战术性的安排.他甚至容许其部下擅自改变其作战计划,只要能获得重大的战术成功,即可将功折罪.他说：“只要战术能获胜利,则战略可以让步.”
以上所述仅为毛奇军事思想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或细节则无法全部细述.毛奇著作的数量非常的惊人,他虽然不像一般作者有完整的理论性著作,但他的思想散布在许多战史研究和备忘录中.
毛奇一生事业中最令人羡慕者是他在思想、计划、行动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所以在古今战略家当中,他也许要算是最突出和最幸运的一位.自从１８５７年出任参谋总长以来,毛奇就一直在埋头作未来战争的准备,但他所考虑的问题并非以纯军事为限.他精通大战略,所以一切的计划和行动能与俾斯麦的政策相配合.
他在１８６０年曾对普奥战争的展望提出一项备忘录.英国的富勒将军认为那是代表逻辑推理的杰作.由于原文太长,在此只能简述其要点如下：
一、普奥战争将影响所有欧洲国家.若某一方面能获相当成功,则将会结束日耳曼的现有分裂情况,并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其权力和势力将优于其任何邻国,或至少与其相等.
二、在大国之中,英国在欧陆上最需要强大的同盟国,而最能配合其利益者即为统一的德国,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要求制海权.不过英国也可能想维持旧秩序而反对欧洲的政治重划,于是它又可能与德国为敌.
三、法国最不希望有一个人口七千万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但就眼前而言,它却可能希望从这场战争获致最大的利益―――兼并比利时、荷兰等地区.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普鲁士主力被陷在战场中,则法国势力必会乘机而动.
四、俄国为了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可能帮助普鲁士,但此种援助又有二害：一是太慢；二是太强.太慢将赶不上时机,太强将产生喧宾夺主的后果,反而使俄国坐享其成.
所以毛奇的结论是必须完全不赖外援,速战速决,并使欧洲秩序不受重大破坏,然后胜乃可全.他的这种战略思考代表高度的智慧,与俾斯麦的外交运用也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普鲁士的确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对毛奇的将道才是第一次真正的考验,而且也是其毕生事业中的最大考验.当时的奥军被誉为欧洲最佳陆军之一,其兵员是服役七年的老兵,骑兵受过高度训练.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而毛奇所要克服的地理和政治问题远较困难,但他仍能在六个星期之内赢得决定性胜利.
最初,威廉一世不想开战,尽管俾斯麦终于还是把他推入了战争.在这个阶段战略问题变得非常微妙,实际上,普军的动员是远在奥军之后.毛奇一方面支持俾斯麦,力劝国王早下决心,另一方面又能尽量使政治问题不受军事措施的干扰―――这与其宝贝侄儿小毛奇恰好成一强烈对比,小毛奇在１９１４年曾报告威廉二世说,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不能修改,于是也就剥夺了政府的行动自由.
关于普奥战争的详情无法细述,不过毛奇之所以能大获全胜,主因不外下述两点：
一、毛奇利用近代交通工具,提高军队的行动速度,所以能后人发而先人至,换言之,他证明了时间可以征服空间,并粉碎“内线”的神话.
二、普军后膛的火力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使奥军士气为之崩溃.在沙多华会战时,虽然奥军享有三比二的优势,而且大致还是采取防御态势,但其死伤数字反为普军的一倍.
关于这两点,毛奇本人曾有精辟的论断：
仅当保有足够的空间时,才可以说内线具有毫无疑问的优点,如果空间已经缩小,则内线不特不能收各个击破之效,反而会受到包围,于是战略之利将变成战术之害.
不过这又并非表示毛奇绝对赞成外线而反对内线,实际上,他在普法战争中对于两种观念都曾作成功的运用.毛奇战略的特点就是有充分的弹性,合于“兵形象水”的原理.
不过对于这两次战争又有一项争论值得提出,那就是毛奇的指挥方式.有人认为毛奇简直没有指挥而是听任其部下各自为战；有人认为毛奇当时的处境是特殊而困难,所以不得不如此.有人认为他利用参谋本部系统来控制全局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段,但也有人认为他使指挥官的权柄被削弱,并造成一种恶例,１９１４年的韩池事件就是其后果.这些议论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而且也都言之成理.
不过从毛奇的著作中去寻求证据,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指挥官的才能,而参谋本部系统则只被视为一种辅助工具.至于实际情形与理论发生差异,那也是事理之常,似乎不应因此而有所苛责.反而言之,德意志参谋本部的创立固然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和赖希劳,但使此种制度发扬光大,并成为全世界楷模者又还是毛奇.到今天,世界各国只要有参谋本部制度存在,则无不奉毛奇为大宗师.仅凭这一点,他也就取得了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李萌摘自《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