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8年6月28～30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鲁东大学承办的“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50多位从事美国问题及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活动,共提交论文40余篇.
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国际局势的变动与中美关系的调整
与会学者分别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陶文钊分四个历史时期阐述了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第一个时期(1840～1919)年,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处于无权地位,美国处于国际格局的边缘地带,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要尝试把自由主义原则用于国际秩序,是要建立新的国际格局；在第二个时期(巴黎和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构建了远东新的国际格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全世界最终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格局中,中国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依靠对象,中美两国之间建立了特殊关系.在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中美分属两个阵营,这决定了两国之间对抗格局.然而在冷战后期,中国与苏联的分裂导致中美和解,形成了大三角的国际格局.在第四个时期,即后冷战时期,出于“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这样的担忧,美国对中国采取两面的政策.中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朱志辉和朱卫彬讨论了早期(1920年代之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对l中美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影响.朱卫彬选取了1898～1912年这段历史时期内美国总统致国会的15份年度咨文,通过对年度咨文内容的词频统计,他认为美国对中国问题非常重视,超过对其他国家的重视.美国提出并实行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包含着与列强既争夺又合作的因素,但美国更多地执行了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初登国际政治舞台实力不足.朱志辉分析了1920年代中美关系中一些微妙的人事因素,他认为,从参与构建现代国际格局的发展眼光来看,北洋“外交系”、美籍法律顾问等这些人事因素对中美两国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教授探讨了1969～1973年之间国际局势的变动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他认为,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中美苏关系的基础,为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提供了契机.中国领导人正是从中美关系人手,抓住历史时机,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温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郑华等分别探讨了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探讨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否能得到美国的认同,认为美国人不可能接受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但对于中美关系来讲,这个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和平发展的承诺及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说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胜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召颖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刘胜湘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走向：互为敌人的对抗关系,互为对手的竞争关系和互为伙伴的合作关系.这三种关系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影响也是相对应的.韩召颖认为,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通过建立健全、畅通的外交机制,中美两国有可能避免走向对抗.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孙逊和研究生尚玉婷探讨了美籍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孙逊从台湾的角度分析了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对侨务工作的调整,认为这些调整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地区问题与中美关系
与会者在会上还从地区层面的角度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上海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建平教授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试图探讨东亚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建立与美国合作的制度化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美国认真考虑东亚国家的自主性并通过自我约束来寻求东亚国家对其亚洲角色的身份认同,那么,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亚国家就可以在推进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进程中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共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红霞探讨了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她认为,作为协调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东亚多边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看法和政策,并为两国打破僵局、消除敌意、增进互信提供了契机,也为两国的协商合作提供了有用的平台.但是,中美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以及东亚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的重叠性特点也增加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刘志良论述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作用,认为它既是中美接触的积极推动者,又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坚定实施者.
台湾问题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地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征阐述了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并分析了美台关系的未来走向.他认为,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对台政策经历了四次调整,影响其调整的因素主要有国际环境的变迁、对华关系的需要、台湾政局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成见.美国在与中国交往的同时,保持同台湾实质性的关系,推行“双轨”政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势力的膨胀,美国对台政策越来越面临挑战.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美国将会再次调整对台政策,美台关系也将会出现改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秦卫海分别以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为例,探讨了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的分歧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和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秦卫海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军控政策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利于台海局势的缓和,其核战略可能会降低中国的核威慑力.减弱中国对台海局势的控制力.李冬伟认为美国不断调整的对华政策与相对不变的对台军售政策,折射出了美国真实的对华战略意图.
另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黎家勇回顾了香港回归十年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认为美国对港政策被纳入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中,不可避免地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李中泽了冷战思维下的“”问题,认为冷战思维使美国愈加重视西藏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郭慧回顾了美国对南中国海政策的演变,提出中国海军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打破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沿海及南海地区构筑的对中国的“岛链封锁”.
(三)中美经贸关系
与会者就近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及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丽娟教授对比了中美和美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这增加了美国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可能长期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工具.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秘书长马秀山探讨了中美知识产权关系,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将长期存在于中美贸易,甚至政治关系中.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许璐探讨了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相比,美国跨国公司的作用表现低调.对中美贸易关系起到了更大的稳定作用；冀彬认为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国内的政策需要将迫使中美两国政府认真思考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加大两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使两国均建立起与国际经济协调的机制{张国龙探讨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摩擦问题,分析了中国在其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
(四)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与会者就美国文化价值观、美国文化外交、中美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滑明达教授剖析了世界能源危机对美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他认为,美国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的基础是美国社会公民的高度自由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又以丰富、廉价的物质能源为支撑.因此近年来能源的日益短缺和暴涨将直接影响并改变美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世界格局也会因此而改变.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陈奔以“富布赖特计划”为例分析了文化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他认为,“富布赖特计划”使美国研究成为美国政治、外交的载体和传播美国式和价值观的平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董阳春对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出的方式、实施机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把中国当作潜在的威胁者,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教授陈晓及讲师李淑艳等探讨了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李爱丽以电影为主题探讨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会者还就军控、美国对伊战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樊吉社从中国出口管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框架、中国与国际多边出口管制的关系、中国的战略或战略相关物项出口行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他认为,中国的防扩散出口管制完成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相关出口管制做法已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这几个方面的变革如同一场“革命”,反映出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该所助理研究员仇朝兵以印度尼西亚的化改革为个案,分析了美国对外输出的战略；该所助理研究员何维保分析了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