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制度,它高度向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倾斜,所以考试制度的改革,背后就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大调整,就是社会应当监督和约束教育行政官僚的权力和特权膨胀.
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
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这种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这种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
窃以为,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教育垄断分利集团需要应试教育.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官员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带来巨大利益,巨大利益又使官员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
面对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
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等
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
在1997年1月16日前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领导人就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
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上半年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的.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要与有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千百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谁能与之违抗?
在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罗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教育、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体制的玩物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相应的垄断利益,所以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层都在争夺考试控制权.
教育部牢牢掌控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教育部以高考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
省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九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每个学生每套会考试卷要交20元左右,全国的学校要交出查重?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
市级教育部门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
教育行政部门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在这样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罗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教育、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体制的玩物.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起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这两个可怜的学生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中国专横垄断的教育体制,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了.
一位高中孩子说：“我们的学习就像学习京剧,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与现实真刀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
建国以来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粗略分起来,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
1949年私立高等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同时,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完成.至后,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试招生制度恢复,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当时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
现在,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而高考的低效率的也日趋突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差异性和特质性是市场的要求,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一位高中孩子对笔者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十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十分普遍.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美国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满意的分数为止
美国的大学是招考分离的,各学校有招生自主权.他们的大学一样要参考一些考试成绩,如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CollegeTest美国大学考试）,但是,与我国高考制度不同的是,一是这些考试的举办者根本不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民间.二是这些成绩不能成为学生进入学校的惟一标准,学校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三是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交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的满意的分数为止.
在这样的招考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不能高高在上控制一切,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之手延伸进入教育圣地.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反映出来的是权力在官不在民的专横精神而已.
“现在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对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是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行.”
这话是谁说的?这是说的,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反对应试教育是对的,但他又走上了将教育完全政治化的错误方向.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两项遗产,在今天转变成了应试教育的基石,成为目前教育官僚们垄断谋利的基础,这两项遗产一是政治权力对教育的高度控制权,二是公立学校占了学校的绝对主流.这两项遗产到今天,构成了教育行政部门专横垄断权力的基础,这是高考制度难以动摇的根本原因.
校长们为什么就不敢想一想招考分离呢?为什么不敢呼吁高考一年多考几次呢?为什么不敢想一想高校独立招生呢?
2004年8月12日,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大校长许宏智说：“实行当前的高考制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目前来说,没有更好的高校招生选拔的办法.”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在考卷上考出来,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不能在考卷上反映出来的.――高考是一把尺,学生进入教育是他的权利,你必须要有一把尺来衡量他,这把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们现在只是一维的,一个总分就决定了终身,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说：“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我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是好的.”
真是遗憾,代表中国高考教育水平的北大、清华的校长们都认为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为什么就不敢想一想招考分离呢?他们为什么就不敢为孩子着想,呼吁一下高考一年多考几次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高校独立招生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共同成立一个非教育部控制的高考出题机构,为形成中国的多元考试体系而贡献力量呢?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专横垄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呢?
道理很简单,他们的任命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相关,他们也只是被控制的官员而已,而不是有独立追求的教育家.
一位研究教育的学者对笔者说：“中国的教育已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我问他：“内涵发展指什么?制度变革指什么?”他说内涵发展指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但对制度变革,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说.
制度变革,其实不就是变官僚主宰的教育体制为主权在民的教育体制吗?这些变革应包括：
第一条高考一年不能少于6次；
第二条高校有权自主命题招考,也有权自愿联合起来出题招考,公司和企业也可以组建考试中心,形成中国的多个高等教育考试中心,从事出题考试业务,市场化运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地位和生死,原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高考考试,只能算是各种高考形式之一,不能享有行政方面的特权；
第三条考试和招生分离,还招生自主权全部还给学校；
第四条取消教育行政部门对书、学历、文凭的控制和垄断,各学校自主决定的书、学历、文凭的价值,由社会竞争来决定；
第五条各学校和教师具有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的神圣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进行宏观原则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微观干预和谋利；
第六条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要由对学校和教育的全方位管制转向对贫困学生的扶贫,以教育券等形式免费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大学,有任何一位品学皆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大学,要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七条公民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举办教育机构,还教育权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