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托了人,准备好足够的钱,都快半年了,孩子还是进不去北京西城区某著名幼儿园.”国内某杂志卫主编告诉记者.
身侧某新闻机构,背靠国家某部委,与政府高官、社会名流交往甚密的他,经常帮助地方政府跑项目,帮助亲戚朋友工作调动.孩子刚出生他就带着礼物到某高级领导家串门,希望领导给北京市北海幼儿园打个招呼,并表示“幼儿园的赞助费一分不会少”.
2008年春节后,该幼儿园通知卫主编过去“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卫主编异常高兴,应召前往.接待他的人说某领导已打了招呼.但是,类似卫主编的状况该幼儿园已排了400多人,都是各种关系户.因此,该幼儿园请卫主编填了一份详细资料,并告诉他耐心在家里等待,“孩子何时入园,我们通知您”.
截至2008年5月1日,卫主编给该幼儿园打了足有20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等”.卫主编终于等得不耐烦,将女儿送进了收费不菲的望京北师大幼儿园,每月缴费3000多元.
高收费之谜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89元.卫主编的孩子每月3000多元的学前教育投入让中低收入人群“望园兴叹”.其实,每月3000元的学前教育费用只是中等水平,4000～5000元的收费则有一定份额,每月上万的“豪华幼儿园”、“天价幼儿园”在北京也屡见不鲜.据本刊记者调查,很多工薪阶层对孩子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年投入基本是一个工薪阶层的全部收入,这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上学贵的问题在学前教育阶段同样上演了.
经本刊记者调查,学前教育高收费有体制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从体制角度来说,老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未建立,整个学前教育状态可用混乱无序来概括.从政策原因讲,企业幼儿园都关了,公办园很多转制了,民办幼儿园大量无序出现,更有“黑户园”充斥其中（无注册的幼儿园）.但是,留存的少量公办园一方面享受公共资源输血,一方面却只为少数幼儿怎么写作,对其他幼儿则大收赞助费.政府对民办园则是一不投入,二不监管,任其自然滋生,致使民办园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办园宗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第五十一条则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北京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第四条还规定,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政府、社会、家庭、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
但实际状况是,北京民办幼儿园收费是按市场定价,上述的有关规定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原因一是关于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的定位没有给出具体的制度安排,二是在于“合理回报”没有给出明晰的界定,三是在于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责任.
公办幼儿园1999年改制（体改园）后,由于教育部门的投入不足或停止投入,也通过允许公办园以收赞助费的形式弥补政府投入不足.
社会力量办园,如高校幼儿园、军队幼儿园,同样通过收赞助费弥补上级单位拨款不足.但赞助费收多少,成本如何核算,都是一笔糊涂账.
因此,在教育专家看来,学前教育高收费,有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是症结所在.
不过,北京某些著名公办幼儿园打着体改园的名义按成本收费,实际上政府已经承担了其房产及部分公办教师的工资,按理说收费应当更低一些.但由于这些幼儿园以前多是为部门领导的孩子怎么写作,是优质幼儿园.因此,在众多家长竞争的结果下,其赞助费基本不低于10万元.
刘焱教授认为,北京学前教育发展的矛盾之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和老百姓迫切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她举例说,那些既有关系又有支付能力的家长,每年都会提前几天排队争夺少得可怜的公办著名幼儿园的社会名额,低价优质的幼儿园成为普通市民不可实现的梦想.
而民办幼儿园不仅没有政府津贴,相反还要向政府缴费.比如小区幼儿园,北京市规定开发商建完以后必须交给教委,幼儿园由教育部门来办.教育部门对小区幼儿园实行招标,承包者要向教委缴纳“国有资产占有费”,最低5万元,最高100万元.
此外,大多数民办幼儿园不仅需要上交“国有资产占有费”,还要支付高额房租费,以及注册费、老师工资等开支.羊毛出在羊身上,民办幼儿园的高成本必然导致变着法子的高收费.
针对民办幼儿园高收费,北京学前教育处的有关人员解释,民办幼儿园经过教育部门教育资格的审批,有收费许可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己定价,依法纳税就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北京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也都规定,“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国家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学前教育,也允许取得合理回报.”
据本刊记者调查,北京民办幼儿园有两种注册模式：一种在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给民办园诸如物业租赁费的减免、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民办园具有公益性；另一种在工商部门注册,需交33%的营业税.这种民办园完全市场化.一位民办园的投资者以调侃的口吻说：“公办园都实现不了公益性,要我们承担公益性,开什么玩笑?”完全市场化的民办园更是将盈利当做了最高追求.
某经济观察家意味深长地说：“教育部门规定民办幼儿园‘取得合理回报’.那么,到底盈利多少是合理回报就说不清楚了.这样一盆浆糊的法律法规有甚意义?”
教育质量堪忧
不仅是上幼儿园贵的问题,更令家长堪忧的还有学前教育质量问题.作为学前教育研究权威专家,冯晓霞对此深感忧虑.她把学前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概括为四点：
一、真正的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取决于教师对孩子的态度,取决于师生比.而现在的学前教育为了节省成本,普遍存在孩子与老师比例失调问题.现在很多幼儿园一个班的3个老师基本要面对50个孩子,这根本不可能有好的教育质量.
二、伪科学、反科学现象盛行.比如,现在有一些幼儿园吹嘘说能培养神童、培养艺术家.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神童不是培养出的,真正称得上神童的幼儿大概只有千分之三.另外,有些幼儿园号称双语教学,但是一星期只上两节英语课,并不是真正的双语教学.再者,超前把小学内容放到幼儿园阶段进行学习,这其实并不利于孩子成长,是伪科学.
三、“黑户园”挤垮正规幼儿园.“黑户园”就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其教学质量到底如何,没人给出评估.
四、教师素质下降.过去我国幼儿园教师的学历平均比小学老师高,但自2002年起迅速下降.现在差距还不断拉大.北京的著名幼儿园、品牌幼儿园,老师的质量还能保障,但是数量庞大的民办园、黑户园,教师素质令人堪忧.北京民办幼儿园老师每月也就是1500元左右的工资,老师流失率非常高.
某教育研究机构张研究员认为,“在民办幼儿园成为主体的今天,幼儿教师的素质得不到保障,这是我国学前教育潜在的大隐患”.
幼儿教师素质另一个堪忧的地方在于,家长给幼儿园老师送礼,孩子才会得到“正常对待”.据本刊记者调查,无论家长身居何职,无论家长多权威多强势,每逢法定节检测日,老师生日、结婚等特殊时刻,很多家长都要给幼儿园的老师送礼,否则孩子就在幼儿园得不到应有的呵护,甚至会受到孤立.礼物到了,孩子一定喜笑颜开地回家,并告诉爸爸妈妈“受到老师表扬了”.一个朋友告诉记者,某局局长一天下午接到孩子老师的,说明天结婚,需要四部奥迪车,该局长受宠若惊般地迅速照办.因为,“以后孩子就会天天高兴地去幼儿园了”.
张研究员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他担心,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一旦弄明白给老师送礼物,就能得到老师的喜欢,这是对孩子最大的“社会感染”,是对孩子人格培养最大的危害!
“黑户园”数量庞大
北京某小区去年业主刚刚入住,今年初便有两家幼儿园开张了,一家是经过注册的全国知名的品牌幼儿园,一家是没有经过任何注册的黑户幼儿园.经过注册的幼儿园园长是新加坡人,采用的是“新加坡幼儿教育模式”,因此收费自然不菲,一岁半幼儿进入该园全托,每月家长需交费2000元左右.另一家黑户园名称是“某某艺术幼儿园”,说幼儿可以学习舞蹈、唱歌等特长,并且每月只收1000元左右.结果,两家幼儿园的招生规模不相上下.
一些家长高高兴兴地将孩子送到了社区相对低廉的幼儿园,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幼儿园是“黑户园”,在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都没有注册登记,是教育领域的“三无单位”.一旦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十分麻烦,家长与孩子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更有甚者,全国每年都有民办幼儿园招完学生就逃之夭夭的报道,很多家长欲哭无泪.
北京《学前教育》杂志社社长苏静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市2008年上半年进行了一次民办幼儿园状况调查,作为调查参与者之一,她并不掌握最后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她很震惊,没有任何注册的民办幼儿园（黑户园）数量庞大,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甚至在市区内租一套房子就开办起幼儿园了.而这些幼儿园“根本没法调查”.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市民办幼儿园350所,入园儿童总数3.5万,分别占北京学前教育机构与入园儿童总数的25.7%与17.9%.2008年5月15日下午,上述的张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数字太保守了.加上黑户园,北京市民办幼儿园的总数至少占55%左右,孩子入园数最少占45%”.可以说,黑户园的数量与正规幼儿园不相上下.
黑户园缘何大量存在呢?
张研究员认为,由于开办幼儿园的高利润、政府将幼儿园当作牟利工具、民办幼儿园有法无规无监管,大量“黑户园”自然大量滋生,他们既不用向教育部门交“国有资产占用费”,也不用担心盈利被“雁过拔毛”.
北京为何不打击黑户园?张研究员说,关键是政府不想对学前教育投入.取缔黑户园,公办园跟不上,高价园民众又望园兴叹,难免出乱子.政府教育部门索性得过且过,对黑户园睁只眼闭只眼.
谈到黑户园的危害,张研究员认为,黑户园搅乱了学前教育领域的秩序,严重影响了正规幼儿园的发展.冯晓霞对本刊记者表示,全国很多地区的学前教育有一个怪现象,就是黑户幼儿园挤垮正规幼儿园.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学前教育的发展愈来愈扭曲,教学质量愈来愈低下,一些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前教育机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
学前教育四大模式
为何学前教育呈现如此乱象?这要追溯北京市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据北京市教委的一位官员介绍,从建国开始,我国学前教育一直是两条腿走路,就是国家办园和社会力量办园相结合.那时的社会力量,实际上指的是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
1995年我国开始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1999年12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学前教育机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变化.很多企业园被推向了社会,机关园被逐渐断奶.与此同时,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01年,北京市教委出台《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办法》,实行部分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内容是:逐步实行按成本收费、明码标价,家长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幼儿园.
于是,体改后,高收费、天价幼儿园、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困难等问题却突显出来.“这是由北京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北京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又是首都,国家部委机关、社会团体云集.另外,北京又是一个移民比较多的城市.因此,全国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北京都存在,并且十分典型.”刘焱教授认为,深度剖析北京学前教育,就是对全国学前教育最好的诠释与解读.
刘焱认为,北京市学前教育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是由于学前教育改革造成的不公平所致.
据刘焱介绍,北京市学前教育机构体改后基本可以概括为四大模式.
第一种模式,公办幼儿园实行按成本收费.改革时全北京批了8家.比如位于北京海淀区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六一幼儿园.这个幼儿园过去只收领导的孩子.电影《马背上的摇篮》讲述的就是这个幼儿园的历史故事.体改后,教育部门不再给六一幼儿园拨款,按成本核算收费.同时,六一幼儿园有很多合作单位,据说都是国家有关部委.
自收自支按运行成本收费的六一幼儿园,是北京示范幼儿园,软硬件都很好,每个孩子每月只收费1200元,不算贵,属于教育部门办园.
六一幼儿园有一部分名额开放给社会,这部分名额收取赞助费.
第二种模式,公办幼儿园实行教育助学,即收赞助费.这以北海幼儿园为典型.作为北京著名的幼儿园,北海幼儿园表面月收费按照北京市政府规定,收费不高,但是孩子进来家长需自愿缴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且不公布.不过,希望挤进这家幼儿园的家长们其实在竞相提高赞助费的额度.北海幼儿园实行收支两条线分开.它收的赞助费要上交到区教委,区教委按一定比例回拨给北海幼儿园.
第三种模式,企事业单位办园.包括军队幼儿园、大学办园、研究机构办园等,属于社会力量办园.这以北师大幼儿园为典型.该幼儿园的情况是,自己职工的二代子女进幼儿园,一个月大概只需要500块钱,包括吃饭的费用,相当便宜.作为北师大学前教育系的研究基地,该幼儿园在北京绝对是著名幼儿园.
北师大幼儿园有一部分名额开放给社会,这部分名额收取赞助费,来弥补学校拨款的不足.北师大对幼儿园的投入包括房子以及一部分正式教工的工资.但是,幼儿园的合同职工工资,则由幼儿园解决、属于社会力量办园.
北师大幼儿园对收来的赞助费,专项管理,专款专用,这使得北师大幼儿园能够不断通过盈利资金去办一个个的幼儿园,就像细胞分裂,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状态.北师大幼儿园在小区里也实行两种收费方式.小区居民的孩子赞助费低一点,小区以外的会高一点.所以,北师大幼儿园跟纯粹的民办幼儿园还不一样.
像北师大幼儿园这种运行模式,在北京相当多.比如空军部队蓝天幼儿园,比师大幼儿园收费还要低,因为它面向军队,为军人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蓝天幼儿园现在也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部队以外的孩子需要交赞助费.
第四种模式是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完全市场化了,收费按照成本核算.民办幼儿园在北京最低有每月100多元的,这部分幼儿园都是“黑户”,就是农民工幼儿园,教育部门根本不认可,因为幼儿园的软硬件条件根本不具备注册门槛,但是外来打工者很需要这种低廉的收费,所以还是有市场.收费高的民办幼儿园,可能每月四五千,上万的都有,它的档次就很不一样了.
针对学前教育乱象丛生,冯晓霞告诉记者：“中国的学前教育体制现在必须重构了,否则,问题会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