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通过胡适禅学案中体现的代表中西方不同的禅宗研究方法.在论文中,一方面介绍了不同禅宗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和各自的禅宗研究方法特点,另一方面对不同的禅宗研究方法进行了简单的评价.
关 键 词：禅宗研究方法实证主义信仰
一、“胡适禅学案”
胡适所倡导的建立现代学术规范的学术实践的内容是采取历史考证的方法,对中国禅宗进行研究,重新评估中国禅宗的价值.而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禅宗甚至佛教的许多经典著作和历史的真实性必然会受到严重的考验,从而会使信众对佛教和禅宗的宗教信仰产生极大的动摇.因此禅宗和佛教的信仰者们都极力反对胡适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太虚大师及其弟子印顺都致力于对佛教禅宗的学术研究.但二者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太虚大师是从维护佛教徒信仰的立场出发,反对胡适用历史和考证的方法的方法对佛教进行学术研究,而印顺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神会和《六祖坛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中国禅宗史》了一书,以应对胡适所提出的问题.一九四九年,日本着名的禅宗史学者柳田圣山撰写了一篇名为《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柳田圣山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了胡适在禅宗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和意义,并且特别介绍了胡适的禅宗研究在日本的中国禅宗史研究者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另外,柳田圣山还主编了《胡适禅学案》一书,收集了胡适有关禅宗史研究的论文、讲演、手稿和书信等三十多篇,为研究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工作,保存了充足的史料.一九五三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东西哲学》在第三卷第一期上刊登了柳田圣山的《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一文.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胡适的观点偏激.但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胡适经过历史考证方法而发现的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巨大贡献和应有地位以及胡适对中国早期禅宗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中外学者的承认.
二、胡适的禅宗研究方法
胡适所秉持的学术方法是欧美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唯理模式,具体到禅宗研究上,就是用怀疑精神和科学实证的态度及方法来研究禅宗.胡适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去把握禅宗的发展和演变,把禅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去分析去理解.胡适认为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结果,中国禅学是印度禅学吸收了中国本土老庄思想的结果.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并且佛教中国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运动.而在佛教中国化的这个过程中,神会担任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胡适在他校订的《神会和尚遗集》,高度评价了神会,说他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从禅宗的历史上来讲,从达摩到神秀,都以《楞伽经》作为法统,属于正统的楞伽宗.慧能、神会用《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经》,推翻了楞伽宗的法统,建立了般若宗,改变了楞伽宗的传承,南北分宗由他们二人开始.在胡适看来,禅是一种智慧,是解放知性的一种方式,“不说破”对获得禅具有很大的重要意义.胡适在禅宗研究中特别注意史料的搜集和审定,表现出怀疑精神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禅宗史上的研究,总的说来是以以神会为中心围绕神会而展开的早期禅宗史的研究,其中以史料考证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史的考证,是藉考据追溯史实以明义理所作的文化历史的考察,因此他的结论与宗教徒来说有很多不同之处.虽然他时有武断之处,但他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禅宗与禅学之发展,‘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禅宗史研究中的应用.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当然是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所作的考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先一个站在信仰者之外的立场,以历史学的态度和考证的方法来对中国禅宗史进行研究的人.从胡适的禅宗研究可以看出,胡适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审定,突出历史研究,运用描述性方法治禅史.胡适关于禅宗史的研究成果,对帮助禅宗研究者们认识中国早期禅宗史上的许多史实,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过去那种对胡适的禅宗研究成果及其思想一概否定的看法是狭隘的,不实事求是的,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及进步.
三、铃木大拙和印顺的研究方法
与胡适不同,铃木大拙有对于禅的个人体会和感性认识.他认为禅是超越人类理性领域之外的心灵体验.禅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非理性和非逻辑,禅有着不依靠于历史的生命.所以铃木大拙在他的关于禅的研究中,从他主观立场上出发,他的禅宗研究是将理性、逻辑和客观的历史排斥在外的.但是实际上,铃木大拙在他追求禅的境界的的道路上并没有完全的排斥历史.他的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采取了理性和逻辑的研究方式.铃木大拙宣称的所谓超越时空、超越理性,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证明独特个人体验存在的真实性,因此,不管是历史、逻辑还是理性,还是非历史、非逻辑还是感性,只要可以实现证明独特个人体验存在的真实性这个目的,就是他可以采用的方式方法.他所宣扬的“必须从禅的里面去了解禅”,只是指他的信仰立场,而不是他实际采用的禅宗研究方法.他的理论和实践是互相矛盾的.铃木大拙还认为,胡适将禅宗的“知”解释为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的逻辑认知后,根本无法理解般若的直观,无法解释禅的自性,由此也被拒之于禅宗大门之外,更没有资格着述禅宗史.与胡适、铃木大拙二人比较,印顺的方法似乎显得更“中庸”一些.对于宗教信仰,胡适已经先入为主的采取了否定和拒斥的态度.而印顺自始至终都是以一个佛教徒的立场在对禅宗历史进行研究.其实,完全的客观和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信教,本身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立场,只要站在了不信的立场上,就必定是用排斥的价值观去看待问题了,这和站在教徒的信仰的立场上,先入为主的用信仰的价值观看待问题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都是从各自的立场点出发,都不能说是接近客观的.印顺研究禅宗史注重史料的,但并不以史料做为研究禅宗史的唯一方式.印顺也相信禅的境界和意境是一切知识和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述的,但并不把它看得那么神秘,他认为禅不只是个人心灵的体验,而是可以分析和言说的.因此印顺采用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说就是比较和分析的方式.从考证论证的严密性上说,印顺与胡适、汤用彤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相比,印顺短于对史料的考证.尽管他在研究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但他对其所引用的史料缺乏详细的考证和辨别,因此,他引用的资料不能给其论点以有力的支持.但是,印顺作为一个站在前人肩上的后来者,总是博采众家之长.他在禅宗研究中采取的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是印顺的禅宗史研究中最为出彩之处,在当代的禅宗史研究中也可以说是一种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