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老北大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个欣然接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历史深处.新北大不再给梁漱溟这样的“土老帽”留下一个位置,新北大的教师必须拥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学位,且不管其博士论文是否属于抄袭而来.而在老北大的时代,一切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制度虽不完善却显得生机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学术成就相映生辉；到了新北大的时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这所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庞大的、迷宫式的官僚机构,“学术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远去了.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辈,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话,当作何感想呢?
1985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95岁高龄、作为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1917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25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等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进多少位拥有西方名校博士头衔的学者.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这是他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