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与地缘政治的未来

更新时间:2024-02-1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3934 浏览:58857

摘 要 批判地缘政治学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反思,特别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思想中的物质决定论倾向和西方中心视角,强调道德规范和人文关怀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拓展了研究思路和范围,为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体系建构和部分课题研究上批判地缘政治学还存在不足.

关 键 词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 理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4-0042-48

在过去一百年里,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宏观的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敏感关注,在意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成为近现代人类思想传统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支.然而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大体缓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方法、风格基调和相当一部分理论表述均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等)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出现与流行,为世人重新认识评判传统地缘政治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以此为契机,批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它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反思,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逻辑和根本检测定展开了置疑与批评,学者们期望以此重新界定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和可用手段,并为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适当预测.

“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Geopolitics)一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2年,美国学者奥特瓦塞尔和安格纽在美国《政治地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一文,揭开了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序幕.二十年来,以奥特瓦塞尔、安格纽、达尔比、多兹、奥特金森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该领域内许多研究成果接连面世,批判地缘政治在国际政治知识谱系中的地位得到了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秉持以下观点:

第一,何为“地缘政治”,也就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本体论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关系的认识,其观点根据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或者说,是“一种从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的研究及整体认识”.基于这种判定,传统地缘政治研究者强调通过对地理环境、领土边界和自然资源分布的考察,从而得出其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与传统认识不同,批判学者着重指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单纯的地理现象.事实上,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存在于一定地理空间当中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民族性等精神景观早已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或者主要是表述性的.甚至有学者激进地指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只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实践,而非一种明晰可辩的世界政治现实”.在此基础上,批判学者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简单地局限于物质领土、空间地域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上,而必须重视人类的主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判断等)在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开始了从“探究地理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制约作用”到“探究人类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的转变.学者们希望从中发现特定社会是如何描述、衡量和评价特定的地理环境,从而塑造出诸如“自我一他人”、“安全一危险”、“同质一差异”等概念的,以及在这些概念形成后,是如何开展相应政治实践的.

第二,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作为本体论逻辑的必然延伸,传统观点认定:鉴于地理形态恒久不变,地缘政治研究者通过对地理形态超然中立的观察,可以从中发现人类政治活动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从而做出“科学”的理论诠释.从这种立场出发,历史上很多地缘政治研究者都坚称其研究结论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甚至是“历史法则”或“自然(地理)法则”的重现.这种将研究者与其所观察的世界截然分开(即主客体间的明确划分),同时坚持研究者对世界的反映就是世界本质(即反映与实在的同一性)的观念,其根源均深植于启蒙时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批判地缘政治强烈反对这种观念.在批判学者看来,地缘政治研究当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因此,地缘政治研究者不是超然于国家、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立场之上独立存在的,其理论反映必然受到研究者预设的存在论、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强烈影响,无法做到真正客观和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进一步讲,地缘政治研究者所坚信的诸多“客观事实”实际上仍是由特定的人所完成和感知的,他们“对地缘政治进程的描述同时也是作者对于自身的描述”.特别是当地理知识在国家发展、扩张谋划中发挥作用时,更时常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权力一知识复合体”或一种“社会和历史话语”,被用来以“特定的方式”(或者说,更有利于己的方式)描述和反映这个世界.

第三,对传统研究范围的再思考.在经典的地缘政治研究中,一系列有关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如“怎样才能使得国家成长壮大”(马汉)、“国家与领土之间的关系何为最佳”(拉采尔)、“国家如何建立、帝国如何强大”(麦金德),都是传统理论关注的头等问题,“治国之术”或“强国之道”似乎成为了地缘政治的全部内容.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当今一些显著影响国际政治走向的大趋势、大问题(如国际金融流动、全球污染、跨国犯罪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等)面前,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很少能够做出适当的理论回应,呈现出明显的“失语”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学者通过对地缘政治思想史的回顾,有意识地将地缘政治进行了宽泛化和多元化理解.具体地说,地缘政治被理解为由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所构成:1.“应用的地缘政治”(PracticalGeopolitics),主要指国家和政策执行人的地缘政治政策构想;2.“正式的地缘政治”(FormalGeopolitics),主要指学术研究者的学理构建和战略性研究;3.“大众化的地缘政治”(PopularGeopolitics),即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在涉及地理、政治及两者关系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大众化视角.上述三种层次的地缘政治思想都有其不同的关注对象、流传运用和实践方式,包含了不同的地缘政治文化.奥特瓦赛尔指出,(地缘政治应当)“有多样和普遍的学理基础,它既是高级的(如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又是低级的(如大众的日常生活);既是可见的(如政策规划设计),又是松散的(如为军事行动辩护的言论);既是传统的(如外交政策中永恒的安全主题),又是后现代的(如信息管理与网络战争等).”大多数批判学者也同意,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固守那种传统的狭小范围,相反应更多地关注地理知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精英、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反馈过程.

第四,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学者看来,传统地缘政治最根本的精神倾向之一,就是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它特别体现在“文明一野蛮”、“自由一专制”、“进步一落后”此类二分法的长期存在上.在这种蕴含着浓厚偏见的二分法中,西方社会往往被视为“文明的”、“自由的”和“优越的”,处于全球道义和权势的高地;而广大非西方社会则被视为是“落后的”、“野蛮的”、“可怕的”和“专制的”,大多是人类文明(更确切的说,是西方文明)的“敌人”和“威胁”.通过这种方式,广大非西方社会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政治主张被刻意贬低、极端敌视甚至于长期视而不见.因此,“在(西方)地缘政治家、学术精英和国务家的眼中,这个世界实际上被人为地‘空间分割’,前者往往出于利己的动机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统统贴上了重要或不重要的标签.”

批判学者们指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导致大多数地缘政治理论文本都将维持或扩张西方社会(或西方特定国家)在全球权势体系中的优越地位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这种不公正立场在严重毒化了地缘政治精神格调的同时,也往往使其沦为了近现代部分西方国家利己思维的理论工具,成为它们维系军事强权、奉行霸权政治的合法性说明.

在对传统理论作出深刻批评的同时,批判学者们也指出了未来地缘政治研究必须重视的几个研究方向:第一,重新解读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文本.批判学者主张,未来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文本的基础上,必须深究传统地缘政治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洞悉其背后隐含的价值主张和思想倾向,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从而作出新的解读.在这种考虑下,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已经开始系统地考察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全球扩散进程.例如,哈弗南系统地回顾了两战之间欧洲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分析了当时欧洲不确定的学术和政治气候对于地缘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奥特金森论述了现代意大利的地缘政治想象在民族一国家建构和发展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法西斯意大利对法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以及意大利地缘政治与法德地缘政治思想的异同之处;伯兰通过考察中国在“相互依存一国家主权”这一两难处境中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认识与看法,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地缘政治理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多兹对阿根廷地缘政治的研究提醒人们关注非英语地区地缘政治思想的独特之处.另外,批判学者们还对来自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建国后的印度和战前芬兰的地缘政治思想进行了卓具新意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对于地缘政治思想史的重新解读强调建立于“批判”的角度之上,而非是对地缘政治思想的简单重复和一般性介绍.在此过程中,批判学者们尤其关注不同社会的不同人群是如何塑造、评价和使用“地缘政治”概念的,尤其关注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地缘政治观念及经验,尤其关注批驳西方地缘政治传统中存在的决定论倾向,注意揭露其理论文本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

第二,对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重新思考.对于民族一国家这个传统的考察重点,批判学者们也投入了极高的研究热情.通过对诸多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批判学者们发现,国家作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和强化是一种典型的地缘政治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创建民族空间(领土)、创建民族时间(共同历史)、创建民族认同感等全部行为.其中,民族一国家外部领土边界的确定和变化属于一种空间行为或实践过程,而将分裂的和异质的历史统合为一个先验的和确凿的民族历史以及籍此创建的民族认同感,则属于一种精神意识发展的过程.因此,学者们认定,作为传统地缘政治的首要研究对象,民族一国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物质现实,而是一个“臆想的共同体”.人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实践在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演进,人民大众对于国家实有和应有空间形态的认识与想象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后者构成了国家空间行为实践(领土边界变动)的根本动力,直接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在传统认识当中,国家的外部边界被视为一种物质的、将“国内社会一国外社会”明确加以划分的客观存在.而批判地缘政治学有关民族一国家的表述,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或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很大不同,其精神内涵与其对地缘政治本体论的解读一脉相通.严格地讲,它拒绝承认民族一国家的“物质性、客观性和恒定性”,反对国际关系的“台球理论”,而倾向于将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确立、变动完全归结为社会意识及其实践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指出,未来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深究国家边界变动和日常行为形成的内在根源,即深究不同的地理知识、文化背景、历史记忆对于特定社会普通大众、知识和政治精英所发挥的影响,及其在民族一国家空间形态的创建、强化和改变过程中导致的历史后果.在这个方面,莱齐对土耳其建国过程前后民族认同感的形成、领土边界的确定、国内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歧等问题剖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第三,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地缘政治研究的启示与意义.无论从其规模或是性质而言,当今世界发展都与过去几百年迥然不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全球传媒和因特网的高速发展、跨国犯罪网络和信息虚拟空间出现,这些均对当今世界的基本面目、社会生活形态、人类思想和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当前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探讨和评估这些新事态、新事实或新趋势对于人类社会心理所带来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具体地说,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大国、强国、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及实践过程,也要关注那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几乎被边缘化的小国、弱国、极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意识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后果;既要关注权力、领土此类“高级政治”议题,也要关注那些直接影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低级政治”议题(如环境、气候、粮食问题等);既要关注国家、跨政府组织等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的行为活动,也应关注其他行为体(如电影电视、平面传媒、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等),特别是那些来自女性、少数族裔的地缘政治视野和经验及其对社会地缘政治心理和实践的影响.安格纽坦率地指出,未来的地缘政治研究迫切“需要以普通人的生活为目的,考察不同人群对物质福利、精神认同和世界政治的理解.因此,这就需要关注当今时代中大规模人口散居流动、全球不平等的日益发展、地区对经济增长方面日益突出的制约作用、地区层次和国际层次超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逐步扩大的生产和金融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

在过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地缘政治研究曾对近现代人类思维演进和国际政治走向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然而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当代主流学术界,地缘政治研究却渐呈式微之势,“地缘政治过时论”、“地缘政治无用论”层出不穷,甚至不断有学者宣称:“地缘政治已经死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批判地缘政治从反思地缘政治传统人手,通过对一些“元理论”问题和思想史的置疑与探究,为地缘政治研究的继续发展主要作出了以下贡献:

从反思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人手,批判地缘政治通过对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重新审视,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物质决定论与“科学”万能论观点,破除了传统研究中的种种理论神话,有效地克服了其教条化和庸俗化倾向.特别是针对历史上许多打着“法则”、“科学”、“真理”幌子的地缘政治观点,批判学者们无情地揭露了那些隐藏其中的价值取向和真实动机,并对这些冰冷的、宿命的、启示录般的理论说教进行了相应的道德清算.应当承认,这一点对于未来地缘政治研究摆脱历史包袱、打破思想枷锁、修正错误倾向,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批判学者勇于承认自身研究的价值性与历史性,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在当今地缘政治研究中道德规范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他们反复呼吁地缘政治研究者应当从人类整体利益和更为公正的立场出发,秉持更高的道德诉求,承认人类社会在物质(如领土、资源等)、实践(如政治权势、经济福利、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和意识思想范畴(如知识观念、科学技术等)上长期存在的失衡态势,关注后殖民时代知识和交换的不平等性,关注广大不发达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和悲惨状况,以期建构出一种与以往传统迥异的、更具人文与正义色彩的地缘政治理论.西方当代学者的这种态度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和既定问题的公正解决,值得肯定与提倡.

同时,批判地缘政治有意识地吸收借鉴了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成果,为当代地缘政治研究注入了新的知识活力.诚如部分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强调精神景观和观念性边界,是引入了主体间性的视角;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和要行使批判功能,是引入了批判理论的精神;强调对传统地缘政治观念的解构,是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要素;强调全球性联系和国际合作则又带有明显的全球主义的色彩”.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新兴研究范式的引入,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促进了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争鸣,为后者在方法论和理论风格上的转向提供了可能.

当然,批判地缘政治也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引发争论的一点,便是它将地缘政治基本定义为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或者是一套由话语、反映和实践所组成的,且充满矛盾的复杂体系.”批判学者们实际上是在暗示:“那些致力于解释世界事件和周边状态的人对世界的感知来源于一系列的检测想、规则和习惯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地缘政治的思想文本被大致归结成了一种被简化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地理想象,在“意识至上”的认定中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抹杀地缘政治研究(特别是历史上一些地缘政治理论文本)的客观性因素、合理性内涵和存在意义,有一定的虚无化倾向,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另外,批判地缘政治虽然已经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达成某种共识,但公允而论,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批判理论相类似,批判地缘政治长于批判而建构不足,它至今依然没能形成一套完整缜密的学理体系.与此同时,尽管部分学者在反思国家中心视角和解构地缘政治思想史(特别是对所谓“应用地缘政治”的批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大众化的地缘政治”(即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地缘政治”)以及三种层次地缘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广度和学理探究上,都存在明显不足,而后者在部分学者眼中一直是未来地缘政治研究的方向.

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批判地缘政治通过对传统地缘本体论、认识论的批判和对传统思想文本的重新解读,完成了对传统理论的解构与重塑,部分破除了传统研究中的理论迷信、物质决定论倾向和西方中心视角,讨论了未来地缘政治研究发展的可能思路,成果斐然.特别是在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研究普遍呈现颓势的情况下,批判学者们集中关注那些被传统研究有意无意忽视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致力于开展批判性对话,发出了变革的呼声.在他们的努力下,地缘政治研究现在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几条枯燥单调的警句或断言,相反呈现出一种更趋多元和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批判学者的鼓励下,面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诸多异常复杂的新趋势、新问题,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完全可以尝试着进行相应解读,从而实现新的知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