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格塞尔给一对未满周岁的孪生兄弟准备了一架小梯子,在48周大的时候,弟弟开始接受爬梯训练,每天10分钟.一个月后,弟弟能爬上小梯子了.而从53周开始接受同样训练的哥哥,在55周时就达到了和弟弟相同的爬梯水平.
20世纪初,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儿童心理学家格塞尔做了著名的双生子爬梯实验.经过一系列研究,格塞尔由此断定：在儿童的生理成熟之前的早期训练对于最终的结果没有多大的作用.
然而,在早期教育市场上流传更广的却是俄国心理学家巴普洛夫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孩子从降生第三天开始接受教育,那么就迟了两天.”
1998年,我国本土企业东方爱婴、红黄蓝试水中国早教市场.5年后,美国金宝贝早教中心也把连锁店开到了中国.琳琅满目的早教机构,大同小异的理念和课程已经让家长挑花了眼,而早教机构一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更多云里雾里的家长不惜一掷千金,把孩子送到亲子乐园.
然而堪比大学学费的天价收费,没有国家或者专业机构认证的“业余”教师,以及新闻中“概念下的金钱游戏”式的标题,让人们不禁怀疑,我们究竟把孩子交给了谁?
谁来做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010年11月,位于广东省东莞南城的一家早教机构获得了由东莞市教育局颁发的早教类“办学许可证”,成为全市第一家告别“黑户”的早教机构.但目前,全国大多数早教机构都处于只在工商局注册、未在教育部门备案的境地.
东莞消费权益保障委员会秘书长邓国平就曾表示,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和机构打着早教旗号,实际上都是企业咨询机构.所以从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方面看,这些机构都是超范围经营了,也就是说未获教育部门批准的早教机构可能涉嫌违法经营.
因为国家教育部门未将早教列入国家教育系统,早教师的资质,也没有统一标准.据调查,市场上的早教机构中,并不是所有的早教师都毕业于幼师专业,很多人甚至从未接触过任何与教育相关的工作.虽然在多家早教机构的网站上,都能看到早教师要接受相关培训的要求,但培训方往往是早教机构本身,这不免有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意味.而家长喂奶、接尿,孩子哭闹、睡觉的场景,在许多早教机构中也并不鲜见,更有早教师花费很多时间向家长推销保健品和玩具.由此可见,目前的早教机构良莠不齐.
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就连教学本身也存在差异.从课程上来看,来自美国的金宝贝更重视对孩子音乐、艺术方面的培养；本土的东方爱婴,则为3岁以上的儿童开设了数学、英语等课程.一位3岁宝宝的妈妈告诉记者,通过试听,她比较了国外和国内的两家知名早教机构.“我感觉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外的早教机构主要是提供亲子互动的环境,而国内的早教机构则会指导家长与孩子游戏,有时候甚至早教师先做一遍,让家长模仿.”
最终,这位妈妈还是给宝宝选择了国内的这家早教机构.“因为孩子要在国内上幼儿园、上小学,老师喜欢比较乖的孩子.我怕在国外的早教班,他会太放得开、太调皮.”
迷失于功利战场的早期教育
关于早教,国内外众多学说纷繁不一,早教究竟是什么?初为父母的年轻家长恐怕也拿不准.除了攀比心理,许多家长也正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在望子成龙的心理下,才带孩子来到了早教机构.
作为中国早教行业的领跑者,东方爱婴在早教机构的地位被人们形象地说成“从东方爱婴的发展就可以看到中国早教行业的发展”.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和发展,东方爱婴董事长贾军女士对于早教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认为早教是跨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脑神经发育等多学科的复杂的综合科学.早期教育应该是全面的,更要尊重孩子自身发展的规律.
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贾军表示,早教是必须的.但因为大多人初为父母,没有教育经验,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教育培训,因此孩子的早期教育需要早教机构的支持.但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了早教这一步,对于孩子一生的发展都很重要.她举例说,经过早期教育的孩子的优势在于智商高、学习障碍较少等；更重要的是父母在课堂上可以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如何配合学校的教育.
在早教市场上,家长很容易走进误区.贾军女士指出,只图环境漂亮、玩具够炫、位置离家近；送孩子去早教班的目的是给孩子找玩伴；以及把孩子交给早教中心自己就没事了的心理都是错误的.要想选择一家真正有益的早教机构,一定要先去了解该早教机构的理念,并且要参加试听.除此之外,还要看该品牌的持续影响力、早教师是否有爱心和他们的专业程度如何.
但在缺乏监管的早教市场上可谓鱼龙混杂,除了一套套看似严谨的理论,有些早教机构亮出自己的国际血统,有些则力挺国产,更有甚者公然打出“打造神童”的招牌.
对于早教中对超前智力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严厉批驳.他撰文指出,如果在早期教育中注重超前智力开发,就会造成“杀鸡取卵”式的危害.早在美苏对峙时期,两国就进行过加大早期教育力度的改革,但由于这种教育方法打乱了儿童身心发展的秩序,美苏先后都放弃了改革,“早期教育决定论”也已经被证伪而被摒弃.
赵忠心提出,早期教育不等于提前教育,早教要科学,不科学的早期教育是有害的.那么科学的早教效果如何?赵忠心在文章中引用美国北卡罗米纳大学做过的一组实验来论证他的观点,实验表明,从3个月起进行早期教育的孩子,在之后的测试中智商平均高出15个点,但这种优势在孩子进入小学四年级时就逐渐丧失,而未接受早教的孩子会在随后的教育中赶上来.这与格塞尔的双生子爬梯实验证明了同一个道理,认为进行早教就一定会让孩子早日成才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
早教究竟有无标准?早教效果又从何谈起呢?
婴幼儿测评忽悠家长
在我国广为流传的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韦氏儿童发展量表、丹佛测验等都是由国外的研究成果翻译而来.而我国对婴幼儿发展测评的研究,仅是在上世纪80年代,湖南医科大学教授易受蓉赴美研修,引进了贝利量表.经过对我国儿童的采样调查,1993年,修订后的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在我国发布.
直到2008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才在上世纪80年定的测量工具基础之上,主持研究和制定了针对我国婴幼儿发展的《中国城市0-6岁儿童身心发展阶段性测评系统》.目前,该系统已通过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的认证,但尚未在大范围内使用.
记者联系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张建新教授,他正是该测评系统的制定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张建新认为,早期教育的兴起是基于一种早期教育能够对人的发展有积极引导作用的检测设.而一个人是否能够成才、又能够在哪些领域会有杰出的成就,除了后天的训练因素,如早期教育之外,还取决于个人的先天性因素,比如大量研究证明,人的智力、以及音乐和美术能力等都展现出较强的先天决定作用.
张建新也谈到,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确实有规律可循.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律、以及在全国大样本抽样基础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制定了婴幼儿身心发展阶段性测评系统.“以前我们用的测量工具或者是由西方引进的,或者是因制作年代久远而标准失效.但婴幼儿发展评估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因此,我们需要有针对中国婴幼儿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测评标准.”
此次制定的测评系统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正常发展计算出常模标准,从大动作、精细动作、言语能力、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对婴幼儿发展给予评估,这对于筛查发展迟缓婴幼儿并进行早期干预、对于鉴别发展超常并进行针对性教育,都是有益的.
针对早教机构中频频出现的“信息窗”概念,张建新教授解释道：“其实婴幼儿在所谓‘信息窗’的行为表现出来之前,他们的脑神经就已经孕育成熟,比如神经元及其突触的结构复杂化、网络化等.脑神经的正常发育是外显的‘信息窗’的前提和基础,但这些是看不到的变化,所以有时家长会觉得孩子好像突然长大了.”
目前的测评系统主要是对婴幼儿发展的外显特征进行评定,但它也为推测脑神经发育提供了一种证据.如果某个婴幼儿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常模标准,那么这就为家长和早教专家提了一个醒,是否考虑脑功能方面存在问题.张建新教授介绍,研究发现早期问题干预也许在“窗口期”之前进行更为有效.因为当一些外显特征出现时再进行干预,孩子的脑神经已经发育到了某种程度,干预就略显迟滞,其效果也会打折.
尽管测评系统有其在早教方面的优势,但在张建新教授看来,测评系统并不应该成为早教机构的卖点,早教机构应该向家长提供符合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教育理念及其配套的教育手段,协助家长培育健康成长的婴幼儿,这才是早教机构最根本的目的,而测评系统只是用于了解婴幼儿发展的科学工具而已.对于儿童发展提供参考和帮助才是研究最根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