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时代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优势

更新时间:2024-01-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9182 浏览:84243

[摘 要] 西方风险社会的浮现使以选举为主导的西方政治体制面临内在的颠覆,而大众生态政治实践的盛行又衍生了社会团结降低、国家主权能力弱化等新的社会风险.与西方对比,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选举与协商相结合的模式则显示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突出的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

[关 键 词 ] 风险社会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政治

20世纪晚期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时代.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围绕风险社会的系列理论著述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引起了积极的理论回应,其中关于当代西方政治走向的讨论不再仅限于学术范围,受到了各国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当代风险与风险社会时代

风险,广义是指损失或危害的可能性,它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经济与科技领域主要关注预测其转化为损害的客观概率,心理学则关注个体对客观风险的主观认知与行为反应.社会学把风险视为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主要关注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社会因素以及风险在社会过程中经由个体、组织、制度等交互作用转化为危机、威胁社会秩序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制,特别是当代传媒在风险传播与危机转化中的社会放大机制.[1]P153―167

当前国内学界所讨论的社会风险通常是指对社会秩序、社会稳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社会学从一个动态的、宏观与微观综合的视角考察风险对社会的影响,有助于加深对社会风险的理解.在任何时代,社会的运行都会面临各种风险,而当代的风险对社会的影响却不同于以往时代,社会学家贝克形象地把当代世界称为风险社会时代.贝克、吉登斯等的风险社会理论从宏观社会制度层面探讨了当代风险对社会的影响,内涵非常丰富,包涵了以下几层含义:

当代风险后果非常严重.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等借助科技的力量,在资本无限制追求利润的驱动下,漠视生态环境、盲目增长、全球扩张,在劳动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同时,风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人类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2]

当代风险主要是“人为风险”,这些风险与地震、干旱等自然风险不同,是自然和传统逐渐失去对人类的控制之后,人类决策与行为的不期望的负效应,包括技术风险、制度风险等类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难以感知性、扩散性等特征.生物化学、核能等技术风险的影响跨越了时空范围;工业社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人们活动目标的系列现代性制度面临运转失灵的威胁,衍生出制度化的风险.[3]


当代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运行逻辑,使当代西方社会呈现出与古典工业社会框架相决裂的风险社会形态.当代风险威胁了人们的主体安全感,冲击了科学理性的既有权威,消解了应对风险的传统机制,使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充满价值对立与认同危机.公众的风险意识日益普遍化,用“风险”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那些并非源于政治领域的风险变得有政治性,西方社会面临政治的内爆与失控,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整个西方现代性制度面临深刻的自我反思与重构.[4]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技术风险以及与生产、消费过程相联系的风险的传播越出了西方国家的边界,成为世界风险,使整个世界面临风险社会的严峻挑战.[5]

风险社会是基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的理论抽象,20多年来社会发展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某些命题的前瞻性与解释力.一个明显例子就是2007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次贷危机演化成金融风暴,并进而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绵延数年尚未能彻底解决,世界至今还没有从这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完全摆脱出来.

风险社会理论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诸多的理论检测设尚未经中国经验的检验,而中国的社会制度恰恰与当代西方社会制度存在着根本区别.笔者并不认同国内一些学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等同于风险社会,而倾向于把把风险社会视为一种外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球时代背景.

二、风险社会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战

西方风险社会的浮现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对于当前世界各国的执政党与政府而言,大量的政治决策是关于现代化发展与风险管理,即如何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消减因决策不当而带来的风险.但是,贝克指出,之所以出现风险社会,是因为西方代议制的运行长期以来依赖专家理性,实际上把普通民众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而当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难以测量性等特征冲击了专家理性的既有权威,破坏了代议制制度运行的知识基础.更严重的是,在资本驱动下,政府政策制定者、各种公司和专家结盟共同制造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否认危害的存在,掩盖其产生原因,“有组织地不负责任”.[6]换言之,代议制、轮流执政等西方政治制度本身正是制造当代风险的制度根源.

当代风险的制度内生性使西方执政党与政府对现代化发展的管理面临合法性危机.学者们呼吁要形塑新的政治模式以走出风险社会困境.在贝克看来,西方既有的政治范畴已然过时,政治不再有什么核心,而将诉诸于个体化后的普通大众.当前正是大众动员起来扬弃处于主导地位的、僵化的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他主张以“亚政治”(sub―politics)模式与既有的政治体系竞争、争夺新兴政治的塑形权.“亚政治”的运作在国家内部依靠公民社会的个人与群体发起环保运动,自下而上形塑政治,同时通过国际条约和机构自上而下作用,形成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7]吉登斯也认为西方现行的政治体系过于极端化,主张以对话(dialogicdemocracy)的形式,依托个体或者群体,自下而上地生成政治.[8]

在政治实践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运动非常盛行,那些原来被制度实际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普通民众以风险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以发达的传媒为相似度检测,绕过代表性意见形成的机构(政党、议会),直接针对某些政府议题进行联合反制,并通过环保组织等非政府国际组织推动风险的全球治理.制、代议制等以选举为主导的西方政治制度正在面临风险社会的内在颠覆.

民众自发的生态实践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协商政治实践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一是普通民众争取实际的政治参与,二是在西方以断点式的选举为主导政治体制之外,探索一种能上下沟通的政治新模式.普通民众自发的政治实践符合西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二元对立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全球生态风险的蔓延.但是,体制外大众实践的盛行又衍生了新的社会风险,如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信任危机、社会团结的降低、政府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地位动摇、国家主权能力弱化等,使风险治理的有效性难以达成,西方政治制度的未来走向也陷入迷茫,社会呈现出一片秩序混沌的状态.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受伤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有极度的拯救.”[9]

三、风险社会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的优势

与西方世界危机重重的景象相反,中国的发展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GDP增加了18倍,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采取的措施果断有效,成功遏制了西方危机的转嫁,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中国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果惠及全球, 发展道路得到世界关注和赞许.

在这个风险社会时代,“中国奇迹”绝非偶然.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断言西方式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公论》的采访中用“负责任的权威体制”来概括中国模式的优势.在福山看来,强大的集权、公正的官员选拔、政治对人民负责,这些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10]《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全新的,包括“中国式,那种从上而下的管理和从下而上的活力,最终能够使得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11]可以说,西方学者的认知是基于对当前西方政治危机的深刻反思.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透过GDP增长等物质层面看到中国道路的根本优势――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优势.在这个风险社会时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有着突出的优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怎么写作是我们党的宗旨,这种执政理念的先进性是西方执政党所不可能具有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中,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怎么写作作为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90年来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与支持.中国领导下的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团结了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主动参政议政,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合作性政党政治的典范.我们党的统一领导避免了西方社会轮流执政对发展问题的急功近利、不求长远以及“为反对而反对”的议而不决与责任推诿,保证了中国发展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果断有效地应对国际风险与危机都是基于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的有力支持.最近的问卷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中国的领导具有非常高的认同度.[12]

在这个风险社会时代,中国特色的选举与协商相结合的模式有着突出的优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十七大以来积极推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归宿,团结党内、党外、各民族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国家建设、共享发展成果.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我国的运行遵循选举与协商相结合的原则,既能保证广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又能促进人民智慧的集中统一,且有利于政治决策的上下沟通.面对当代风险,西方学者深谙断点式的选举模式的弊病,在体制外苦苦探求能将公民纳入政治决策过程的协商模式.而我国的协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在党和国家的各级政府、组织与机构的工作中进行了长期、广泛、卓有成效的政治实践.中国特色的选举与协商相结合的模式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应对当代风险的实践中将继续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四、以中国的实践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顺应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居安思危,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地进行理论的创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以避免西方发展模式对自然、社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超越风险社会的行动指南.

我们为中国的发展而自豪,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中国面临当代风险的复杂形势.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当前尚处世界体系的边缘,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水平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距离,霸权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要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科技等风险与危机的扩散与转嫁,要警惕西方媒体对国内某些现象与问题的煽风点火与推波助澜.从国内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发展中的一些实践偏离了科学发展观,导致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明显的表征为突发性的件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与稳定.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风险在社会过程中经由媒体放大的运行逻辑,但从问题的根本看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所致.

面对新情况,党迅速作出了决策.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应对社会风险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之一,要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总书记的讲话是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进一步阐述.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弘扬中国优势,高屋建瓴应对社会风险,我们要深刻领会.

面对中国复杂的风险形势,更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的指导地位,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陷入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泥潭.要珍惜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就,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倍加珍惜党与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与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群团结,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而不能舍本逐末、照搬西方的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

应对社会风险是一个新课题、新任务,制度的建设尤为重要.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积极建设管理制度,应对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最初的源头往往在于经济、科技等领域对发展问题的决策,因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我们要依托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各项发展问题的政治决策,形成良好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形成制度化的成效促进与风险防范机制,共同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对于经济、科技等领域已经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在管理中特别强调经济―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结合,把这些问题对社会的可能危害及时控制在萌芽状态,避免风险的扩散与社会放大引发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还要把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在围绕发展问题政治决策的实践中所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中国的实践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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