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施特劳斯思想中包含多种二分对立的命题：古今之争,哲学与诗歌之争,“自然正当”与历史之争等等.他一直在探讨西方文明中“神学——哲学与政治”的图示结构,里面内含哲学与政治的子冲突.本文将介绍施特劳斯的全部思想是如何围绕这个核心冲突展开的.
关 键 词 ：利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古今之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5-0000-01
一、先知、哲人与自然正当
施特劳斯不满足于现代神学对古代神学的现代性理性化解释,他要在正统神学和无神论外寻找一种全新立场.而对古典政治哲学的传承是在何处出现分歧的呢?施特劳斯将目光投向中世纪先知们.通过对阿尔法拉比、阿威罗伊、迈蒙尼德等思想家的阐释,施特劳斯完成了关于“先知”含义的政治解说.从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的漫长时期内,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基础是由哲学奠定的,先知既是教师和统治者的结合,也是哲学家和立法者的结合.这种神的律法有两个作用：一是召唤人以神意的完美理解完善自己,成就完美城邦；二是协调人的普通生活,要求人的生活有统一而完整的秩序.基于这两个作用,制定律法的人无疑是古典哲人或先知.他们对城邦的构想既逃不开宗教神学的拘囿,也受制于自身设定的政治律法.施特劳斯针对神学律法、城邦政治与哲学的谐和所潜在的紧张,加强对其的政治解释,提出“隐秘写作”说.
发现哲学家如何进行“隐微写作”后,施特劳斯进一步明确哲人的志业,即探索和超越历史限制的自然正当.要有哲学家,才有哲学所能区分的“自然”和“神”；哲学家是按照人的最高自然目的（即思想）生活的人,就在哲学家实现人的自然理想时,他们也最能把握真正的自然正当.普通人能懂得的只是正义,一种冲淡了的,无需坚持到极致的自然正当,即公民正当,要求以习俗正当冲淡自然正当.正义具有政治意义,实现条件是习惯正当与自然正当相一致.
施特劳斯认为,古代“自然正当”——现代“自然权利”的结构链条,是在霍布斯那断裂的.霍布斯将自然法融于新出现的现代科学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中.第一个区分“自然法”和“自然正当”,从而改变人们对自然法的认识.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批判,即是对及现代启蒙基础的批判,揭示“的悖论”或“现代启蒙悖论”：的合理性（尤其是绝对平等的个人观念）原本来自基督教,但却被误以为来自现代启蒙,事实上,越深入人心,它的现代启蒙就越彻底地破坏基督教的神启真理,它自己的合理性就越会随之不断遭到破坏.而现代政治理论的先行者霍布斯正是要去除的超验基础,把放在一个与神无关的空中楼阁之上.
二、古今之争和“回到古典”
施特劳斯将自己定位为制有条件的、批评的支持者,他认为制是当前情况下人类可能拥有的政体中最好的一种,但是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这种宣称一切价值绝对平等的思想或意识形态有可能导致人类精神的坍塌,也可能导致人们无批判地接受类似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抹杀个性的极权政治.
施特劳斯相信,制要免于堕落,就必须培养追求自由同时又能超越相对主义的人,并由此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自由教育即古典式教育从三个方面区别于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现代教育.首先,它传授的是整全的、综合性的知识,是文化教育或以文化教养为目的的教育.它所要造就的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其次,他关注人的全面塑造,因而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心智的培养,是对“崇高的简朴与沉静的庄严”的追求.最后,自由教育不是大众化的教育.这并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把普通人排除在外,而是因为自由教育本身就是一座不断上升的阶梯,不同人的资质高低、条件差异、努力程度的不同,在这个阶梯上的位置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伟大的心灵藏在隐微的文字之间,施特劳斯相信只有研读古典哲学才能激发心灵的自由.
施特劳斯将现代性比喻为“第二洞穴”,由现代历史主义坚持：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摆脱历史的限制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走出这个“洞穴”.施特劳斯认为,人有可能探寻不完全受历史制约的、普遍的政治知识.施特劳斯深感西方政治哲学衰落,在于它自我封锁与启蒙现代性所建构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洞穴中,只有古典政治哲学才能带领思想者走出“洞穴”.
中世纪启蒙思想家认识到,凭借客观理性推想得到的真实知识,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而现代启蒙思想家却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去向所有人传播这种知识和教育.智慧的古人明白,理性和哲学不能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真理,即哲学家明智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让位于神启真理.
施特劳斯意义上的“古今之争”图示：
历史时期文本特点理论方法终极意义探索情况
中世纪启蒙奥秘隐晦推想理性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寻求一种终极意义的“神学-政治”解答.
现代启蒙显白明了实践理性不在面对终极意义,否认绝对永恒的存在,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深渊中不能自拔.
施特劳斯指出,“古今之争”的关键在于“个体性”的地位问题——简单说来是两种生活方式——“个体优先”、“德性优先”——的争执,是哲学与神学之间的世俗斗争形式.施特劳斯显然更为崇尚古典的“德政”,认同这种中和原则对尚同理念起到的制衡作用,赞赏古典哲人提出的中和政体的审慎主张.
基于此认识,施特劳斯认为现代启蒙宣扬的实用道德和在“反神学怒火”立场上建立起的哲学不能打败神学,除非能对现代世界提供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解释.哲学的理智不足以引导人类达到其所渴望的那种绝对真理,因此人类永远不能不感知或向往某种神启真理的魅力,宗教情怀不可能被全然消除.现代启蒙明知不能瓦解神学根基,并始终坚持对其保持嘲讽态度.而现代启蒙宣扬的替代宗教神启的道德话语,必然地需要一种作为道德基础的知识话语.道德,作为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承认的约定俗成,必然地包含大量世俗哲学的成分.世俗哲学是长久以来累积的民众智慧,必脱胎于宗教神学的熏染和影响,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不可断裂的.所以“现代启蒙悖论”是自现代启蒙开始就注定要出现而无法逆转的.
从施特劳斯的思想中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施特劳斯对“神学——政治”核心冲突的不懈探索揭示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特殊的神的律法和人的政治之间的张力；“神学——政治”间不可消除的张力正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