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遵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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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事实上初步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则转折点.在遵义期间中国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史上精彩的一页.考察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价值.

[关 键 词 ]红军;遵义;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71-02

1933年10月,调集100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党和红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

长征开始后,由于推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全军也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博占、李德错误的战略指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贵州遵义,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事实上初步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了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和制度,纠正了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打击倾向,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思想政治工作又恢复了过去的优良传统,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一、开展对地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对地方群众进行宣传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为了安定遵义的民心,瓦解国民党区、乡、地方武装,红军在遵义县境,散发了大量文告.在红军末进入遵义县前,红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通令》规定了进城沿途、特别是进城后呼喊的口号和必须遵守的纪律.进城沿途特别是进城后呼喊的12条口号为: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消灭卖国贼的主力!消灭和民团!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和贫民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红军万岁!遵义工农解放万岁!

写标语、画壁画,是红军指战员向群众宣传的重要形式.时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黄镇,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专门画漫画,他走一路画一路,整整画了一大本.生动的向当地群众宣传了和红军.遵义县的群众对这些宣传看在眼里,想在心头,从思想上逐渐消除了对和红军的疑虑.

(二)干部深入群众,要群众化

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放下架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起来,打倒国民党,打倒工农兵群众的剥削压迫者,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决一死战,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只有这样,干部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问题,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因此,干部群众化,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

(三)指派地方工作人员,走村串户动员群众

负责在遵义县城和城郊开展群众工作的是由直属机关司令部科改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直接领导.工作组进入遵义城后,分为两个小组,李坚真带一个组在老城城区,邵式乎带一个组在新城城区和回山乡、沙坝乡开展工作.住在县境各地的红军部队,都相继派出了自己的地方工作组或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家中,帮干人挑水、扫地、劈柴,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动员群众支援红军.红军在遵义县境内活动的过程中,开展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根据地的赤化工作:建立了中国地方组织1个,建立革命政权13个,群众组织及社团38个,武装游击队18个(含遵湄绥游击队).这些革命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在红军的帮助下,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掀起一场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运动.


二、部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在部队中进行红军宗旨教育

党员和领导干部通过各种形式的正面教育,使官兵明确红军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的军队,红军不仅来自人民,而且属于人民.从而清除部队中的雇佣思想,变被动为主动.在此基础上,再旗帜鲜明地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使部队官兵进一步明了军事实际上是达到政治目的的辅助手段的“红军宗旨”,不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利益而打仗.

(二)对部队进行红军纪律教育

非常重视搞好工农革命军与民众关系的工作,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要求干部战士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并反复强调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规定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5年1月5日,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号召工农革命军每个指战员一定要自觉地遵守纪律,搞好军民关系.红军在行军途中和宿营地,不进民宅,不随便乱动老百姓的东西,主动同老百姓接触,离开驻地时把周围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倍受群众称赞. 三、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红政治部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中号召:为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全体党员必须用随时随地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去影响群众,并为此提出了三项要求,即对党员深入进行形势任务和前途教育;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各支部要把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发挥其模范作用作为主要任务.强渡乌江时,刘伯承、张云逸带领红一方面军工兵营、干部团工兵连来到江边,在佯攻方向摆开架桥阵势,吸引敌军注意力,减轻了敌对红四团强渡的压力.1935年1月1日早晨,大雪纷飞,浓雾迷漫.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亲临南岸渡口前沿,组织火力侦察,进一步摸清了放人的火力配置.耿团长、杨政委始终冲在部队的最前面.党的需要成了广大党团员的志愿,面对险恶的形势,党团员们请战时争先恐后,突击时前赴后继,勇于牺牲有力地带动了全军的士气,保证各次战斗任务的完成.

(二)干部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

指出,干部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行军时,干部走在队伍最后面,当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背背粮食,互助友爱,亲如兄弟,休息时,干部帮着找水,找柴,照顾伤病员.使红军战士处处都能感受到红军队伍与一切旧式军队完全不同,看不到等级差别,大家共同为革命理想奋斗,充分体现了官兵一致的作风.在战斗中,红军指挥员、员始终冲锋在前,吃苦在先,哪里有危险有困难,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影响和带动了广大士兵英勇作战.那个时期红军战士的战斗精神很多是靠这种无声的教育培养出来的.

(三)广泛进行作战思想动员

红军各部队遵照总政治部的指示,结合行军作战具体情况,以生动活泼的形式,经常不断地做思想动员,进行作战的鼓动,提高战斗情绪,以保证每一个战略意图的实施和顺利完成.乌江强渡时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的三连连长毛振华主动要求担当试渡任务.在他带动下,很快组织起一支18人的试渡队伍.上午9时,在渡口正面大道强大的佯攻火力掩护下,毛振华同7名战士每人喝了一碗杨政委斟的“壮行酒”,脱光衣裤,腰系驳壳,头顶1捆,背负准备牵到对岸去的绳索,从渡口上游500米处的竹林中跃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向北岸游去.正是由于在红军中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红军的面貌才绝然不同于过去的旧军队.红军虽然物质生活菲薄,战斗极其频繁,且没有正规的薪金制度,但士兵纪律严明,精神振奋.

党在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军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党和同志都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人手,反复强调党对红军的团结统一领导,体现了党和同志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手段,红军长征途中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各项主张,做贫苦工农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帮助少数民族反对一切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摆脱了民族偏见,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争取了群众的多数,为北上抗日打下了群众基础.红军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和奋斗目标,客观上代表和反映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主要条件.

总之,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过去它在我们党的事业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我们的传家宝.今后它仍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决不能丢掉这个传家宝.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同党的命运密切相关的,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思想政治工作客观规律,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切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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