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政治转型涵盖了政权形态变更、政治制度重构、政治关系调整等多个层面.对于中东变局后的埃及而言,政治转型的核心指向是国家的定位和政权属性的确立.自“1·25”运动以来,伴随着政治强人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埃及政治转型缓慢启动.然而,埃及政治转型之路究竟迈向何方?是建立宪政政权,还是伊斯兰政权,抑或是回归威权政权统治?埃及政治转型之路不仅困难重重,且充满变数和悬念.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宣布中止宪法,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等围绕这一事变,人们似乎看到埃及的转型如同一架“政治钟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因此,如何看待埃及的政治转型及其路径,如何处理变革、转型与稳定的关系,这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又是埃及政治发展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埃及政治转型的进程及其特点
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2011年以来,埃及的政治转型源于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危机,“1·25”运动构成了这一转型的逻辑起点.但是,“1·25”运动的独特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埃及政治转型之路.其表现在于,一方面,所谓“1·25”运动是埃及青年发动的堪称自下而上的“三无”运动（即“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众望所归或一呼百应的领袖”）,进而结束了穆巴拉克近30年的统治.而这种“三无”运动本身意味着埃及的政治转型从一开始就缺乏明晰的目标,因而缺少一种持久的推动力.另一方面,穆巴拉克的并非意味着原有政治体系的瓦解,相反,以塔塔维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行使国家统治权,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体系.因此,严格意义上讲,“1·25”运动本身并不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换言之,无论其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尚没有出现根本性变革.由此决定了埃及的政治转型首先是在原有的政治体系和制度框架下启动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政权形态,包括权力机构、科层结构（公务员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埃及政治转型初始尚未触及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就其转型方式而言也是温和的、渐进的,甚至政治转型的目标也是含糊的、空泛的,仅仅是表达对改善民生、追求的强烈诉求,至于如何实现并无具体设想和步骤.
这种情况的出现,取决于埃及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对策.变局初期,在埃及社会中最有影响的穆斯林兄弟会为了避免遭受打击,采取谨慎立场和策略,以观其变,甚至公开表态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主要是人民议会选举、协商会议选举以及总统选举）中不追求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不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等等.而世俗派、自由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在社会中影响力有限,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合阵线.与此同时,军方在民众反抗穆巴拉克政权的浪潮中,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放弃对穆巴拉克的支持,转而采取所谓中立立场,甚至与穆兄会达成妥协,并形成了某种“共治”局面,维持着某种短暂而微妙的平衡,避免政治局势完全陷于失控.
实际上,在如何推动埃及政治转型方面,伊斯兰主义者（穆兄会、萨拉菲派等）、军方、世俗及自由主义者之间有着不同的追求和政治意图,最早形成了“选举优先”还是“制宪优先”的对峙.世俗及自由派主张应当先着手于“修宪”和“立宪”,通过颁布新宪法既能巩固革命的成果,又可以限制穆兄会——这个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而穆兄会则强调“选举优先”,力图通过选举不仅强化其合法地位,而且通过争夺选票（穆兄会有着很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和议会席位确立其政治优势,进而影响埃及的政治转型进程.于是,伴随着此后的三场选举（人民议会选举、协商会议选举和总统选举）,政治转型初期的力量平衡关系被打破,埃及政治转型的走向及其主导的力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2011年11月28日、2012年1月29日先后举行人民议会选举和协商会议选举,穆兄会属下的自由与正义党、萨拉菲派属下的光明党所获选票接近或超过了70%（2012年6月14日,埃及最高宪法法院裁定新选出的人民议会无效）.显然,伊斯兰主义者已逐渐在政治转型中占了上风.随后,在2012年5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经过两轮,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最终当选,并于2012年6月30日就任总统,最高军事委员会被迫将权力移交到穆尔西手中——从而在埃及政坛出现了首位民选的非军人背景的总统.由此形成了伊斯兰主义者——主要是穆兄会主导埃及政治转型的局面.反映在整个中东变局层面上,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也从初期的激进革命青年转向伊斯兰力量,伊斯兰政治力量不仅成为中东政坛的新主角,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主导中东政治转型进程.[1]
此后,围绕政治转型主导权的争夺逐渐白热化.穆兄会力图主导埃及政治转型进程集中体现在强制推行修宪和2012年宪法公投上,旨在改变埃及原有的政治发展轨迹,在政治理念及制度构建上更多地展现伊斯兰属性.于是,在长达一年多的较量中,世俗派、自由主义者以及不满穆兄会独揽政权者逐渐走向联合,形成了在埃及共和国政治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以世俗力量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反对派联盟.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和社会问题的尖锐化激起了民愤,民众将发泄不满的矛头指向当权的穆兄会及其代表——前总统穆尔西.这一局面给埃及军方提供了重新掌控政权的机会.于是,2013年7月3日军方宣布废黜总统穆尔西,并通过随后的“8·14武力清场行动”以及实施紧急状态、禁止穆斯林兄弟会非法活动等一系列行动,结束了伊斯兰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埃及政治转型的进程,从而使政治转型的主导权重新控制在以军方为首的世俗力量手中.
由此可见,埃及政治转型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波涛汹涌,一波三折,其特点表现为：
第一,政治转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以“7·3”事变为标志）,政治转型进程缺乏连贯性和延续性；政治转型方式经历了从非暴力到暴力、从温和到激进的激烈变化过程.
第二,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频繁变更,反映了埃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主要指伊斯兰主义者、世俗及自由主义者、军方）此涨彼落,其中,教俗力量之间的较量呈现强烈的排他性,形成了尖锐对立、激烈对抗的局面. 第三,政治转型目标的不确定性.由于“1·25”运动的不彻底性,政治转型最初掣肘于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清算上,关于政治转型的目标等重大问题并没有清晰的方向,更没有形成共识.
第四,政治转型的无序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一方面,政治转型中民众诉求的复杂、多变,特别是对军方的态度从2011年上半年极力要求“军人回到军营”到2013年6月又强烈要求“军人应当肩负起历史使命,保卫革命成果”.另一方面,由于议会被废止、宪法被终止,埃及出现了既无议会、又无宪法的特殊阶段,政治转型充满着悬念和不确定性.
埃及政治转型的困境及其原因
国家的定位和政权属性是埃及政治转型的核心,它关涉到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等根本性问题.众所周知,埃及是一个既有深厚悠久的伊斯兰传统、又有长期世俗主义实践经历的国家,这种双重属性是埃及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它塑造了埃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社会特性,然而,另一方面,教俗之间的张力常常伴随历史进程而凸现,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等问题上形成巨大分歧,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埃及的政治发展.因此,当前埃及政治转型的困境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首先,教俗分歧演变为政治认同上的激烈对抗,造成当前政治转型缺乏共同（共识）的思想基础.埃及教俗两大力量之间长期对立,从认同角度看,其分歧点集中于宗教认同还是民族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由此而产生的根本性分歧在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什么样的政权.伊斯兰主义者主张重建哈里发政治制度,认为埃及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了百余年,不允许继续错下去,必须纠正过来,并将此次中东变局看做是纠正埃及发展方向的历史性机遇.相反,世俗派、自由派则主张建立世俗国家和政权,认为埃及在世俗化道路上已经历了百余年之久,绝不能退回到从前.反映在“1·25”运动后的制宪斗争上,尽管穆兄会一再表示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而非伊斯兰神权国家,但世俗派和自由派始终认为穆兄会最终可能会引导埃及走向伊斯兰政权,因此,坚决抵制穆兄会强行推动2012年宪法制定、公投等.显然,这种形同水火的分歧导致埃及政治转型在目标、手段、方式上的严重对立,无法形成共识基础,从而直接影响着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的确定,这是目前埃及政治转型陷入困境的基本原因.
其次,政治转型缺乏有效的动力基础.究竟谁是推动埃及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在左右埃及政治发展的三股力量（伊斯兰主义者、军方、世俗派或自由派）中,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军方、世俗派或自由派力量等,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在此次政治较量中,伊斯兰力量（尤其是穆兄会）受到重创,但其影响并没有消失,相反,萨拉菲派的策略变得更加务实,其领导人强调“军队是埃及的红线”,积极加入临时政府主持的修订宪法委员会,显示其灵活性.但是,从目前政治力量对比看,伊斯兰力量很难成为政治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与此同时,前总统穆尔西执政期间,造成的最大变化就是让四分五裂的世俗派、自由派联盟步伐加快.然而,世俗、自由派力量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内讧不断,很难真正整合为一体,更难成为埃及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从埃及军方来看,军人干预意味着政治转型推动力量的变化——即军方成为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但是,军人主政若在短期内不能缓解民生问题,摆脱经济发展困境,就会遭到民众的怀疑和反对.“1·25”运动后,最高军事委员会主政期间,民众就提出了“军人应回到军营去”的口号.换言之,军人能否担负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未知数.可见,三股力量的局限性及其相互间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转型的困难性.
再次,政治转型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民生问题是埃及发生“1·25”运动的基本原因,同样也是制约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埃及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解决民生问题的力度和能力.长期以来,在埃及经济发展中,旅游业、苏伊士运河、侨汇以及石油等四大收入构成了其经济支柱,其局限性即对外部环境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这构成了埃及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缺乏强大的实体经济,具有某种食利经济特征,从根本上制约着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有着8000多万人口大国的埃及来说,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埃及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在短期内突破这一局限而取得成功.经济结构的缺陷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而凸显,据埃及工业和外贸部长阿卜迪·努尔称,最近几个月因为安全、融资等原因,已有613家企业关闭；[2] 暴力冲突导致开罗、吉萨、亚历山大、塞得港、苏伊士、卢克索、阿斯旺等15个省损失高达3.3亿埃镑.[3] 社会动荡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创,普通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必然阻碍政治转型迈上正常轨道.
最后,埃及政治转型缺乏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1·25”运动以来,埃及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其表现是,第一,民众的政治权威感的消失,它一方面说明政治层面上政府的权威性不足,另一方面,民众对政府及政治精英充满着不信任,因此,很难形成有利于政治转型的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第二,民众以往对于威权政权统治的恐惧感在经历了中东变局的洗礼后渐渐消失,于是,长期受压抑的种种诉求瞬间迅速释放出来.但是,这些诉求表达却在新的制度规范尚未确立之际,选择了以最简单又难以控制的街头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结果,街头活动成为埃及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在“1·25”运动后的两年多来,埃及街头斗争高达3000多次.街头政治不仅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烈度增大,社会的无序化和极端化倾向加剧,民众的安全感的下降,而且演化为派别之间的冲突,加速了政治两极化和政治的分化,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对话与和解变得更为困难.由此可见,这一局面很难为政治转型创造相对平稳的社会氛围.
埃及政治转型的出路
毋庸置疑,埃及政治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走出困境,这是值得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国内有专家认为,埃及的政治转型,一是要形成得到多数民众拥戴、能团结各党派、得到军队支持,有权威、有担当的领导集团,恢复并维持社会稳定；二是要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行变革,需要借鉴外国模式,但决不能照搬；三是要切实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首要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西方鼓吹的“化”不是埃及转型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认为埃及变局使“化”回到原点,也不符合实际.[4] 这一观点实际上表达了埃及政治转型应在维护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下,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变革途径,换言之,如何处理变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对于转型中的埃及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从现实层面上看,埃及政治转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紧迫的民生问题.因为没有经济发展作为支撑,政治转型就难以真正启动,甚至会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如同有的学者指出：“埃及问题如此艰巨,缺乏并不是当前的首要问题.”[5]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便能够恢复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从而为转型创造条件.
其次,如何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寻求平衡,塑造包容性政治关系乃是突破埃及政治转型困境的关键.如前所述,埃及教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可谓根深蒂固.但是,教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仍采取“政治零和”（Zero-sum Politics）的游戏规则：即一方通过打压或排除另一方来控制局面,垄断权力,从而达到掌控政权、维持稳定的目的.在实际中,尤其是教俗力量长期较量中,一方完全排除或彻底压服另一方的“零和”选择,其目的往往很难实现,反而导致相互间更为激烈的对抗和残酷的报复（即政治清算）,甚至出现了“政治摆钟”现象,即要么是世俗力量把持政权并实行统治,要么是伊斯兰力量上台揽权、集权（穆尔西当政时即如此）,其结果造成政治架构的失衡和社会的失稳.因此,从埃及政治和社会现实看,政治转型进程中的排他性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教俗力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相互间的政治博弈由“零和”变为“正和”,不仅有利于解决埃及目前的僵局,也有助于推动政治转型迈上正轨.
再次,政治转型是极其复杂和艰巨的进程,政治转型困境很难通过制宪、选举等途径而改观,相反,在缺乏政治共识的背景下,选举本身很可能激化矛盾,加深分歧并造成更为严重的对抗.目前,埃及临时政府已宣布了路线图,初步确定修改宪法、进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步骤,这些通常被看做是政治转型的标志性内容.事实上,制宪、选举仅仅是政治转型的重要环节,简单地将其视为转型的标志是不可取的,甚至是一种误导.因为选举能否带来一个发展和稳定的局面是难以预知的.在对国家定位和发展道路仍然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选举往往是导致社会分裂的加速器,许多国家就陷入“逢选则乱”的怪圈.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宪、选举不等于政治转型.
总之,埃及政治转型已步入了一个既不可能回到原点,又难以顺利迈步前行的境地.埃及政治转型需要政治智慧、政治包容和政治共识.“需要包容,转型需要共识”.没有包容和共识,埃及的政治转型将举步维艰,曲折坎坷.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王林聪. 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中东的政治转型[J]. 当代世界. 2012 （10）： 33.
[2] Marwa Hussein, 6·13 Egyptian factories closed in recent months： Trade minister, 2013-09-03. http：//english.ahram..eg
[3] EGP 330mln losses in Egypt due to violence, 2013-09-01. http：//.sis.gov.eg
[4] 安惠侯. 埃及转型路漫漫[N]. 人民日报 [2013-07-23].
[5] Richard Cohen, Democracy isn't everything： In Egypt, stability matters more, New York Daily News, 2013-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