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中国政治模式的成败

更新时间:2024-03-2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793 浏览:143670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社会精英的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极为落后、失败,信奉拆故宫建白宫.倘若中国政治模式“落后”,什么政治模式“先进”言外之意是: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了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什么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显然指的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从学理上看,任何政治体制都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观念;二是官员选拔方式;三是主要权力机构;四是防止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分析这四个基本耍素,我们可以区分世上所有的政治体制,判断其异同.

中国当代基本政治体制由四大支柱组成:民本的理念(不同于利益集团代表做主的西式理念);逢选必考无功不拔的“绩优选拔”制(不同于西方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制);政治上统一的先进执政集团(不同于西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竞争执政);分工制衡(不同于美式的分权制衡).

西方选举制的三大网境

民本的理念是什么民本理念源于中国,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中华正统理念.这个理念的文字记述有30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至今天各级政府门前的“为人民怎么写作”标牌.民本的含义简单明了,即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照看全体国民福祉.近代兴起了“人民权力”的思想,产生了(代议)概念.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抛弃一家一姓的统治.民本思想结合思想就是“民本的主义”.就(代议)而言,民本的主义与西式主义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本要求政府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西式要求政府代表部分利益,成为利益博弈的平台.

对任何政府而言,选贤任能都极为重要.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多数决和绩优制是两个当下最流行、最重要的方法.西方有多数决的深厚传统,中国有绩优制的深厚传统.当下不少人误以为多数决比绩优制先进,其实都只是具体社会条件的特殊产物罢了.绩优制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主要是评定功勋的标准容易被操纵.但多数决的问题更大.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成为必然的少数决.当然.若强行规定只能有两个候选人,就能从形式上解决这个逻辑降论.但这种规定缺“道理”,所以称“强行”规定.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奇特的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任何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

应当有不同党派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竞争上岗”对向来分裂成阶级或大型利益集团的社会,这个制度天经地义.数人头比砍人头文明得多.但有的社会向来不分阶级和利益集团,更不以阶级或利益集团操纵政府为正当合法,那么西式的集团竞争上岗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社会向来不是利益集团的社会,自古以来,凝聚中国社会,维持中华政治文明的延续,靠的是“先进”的执政集团,即信奉“民本”的儒门弟子集团.自古以来,这个执政集团的“先进性”就来自“大公无私”,不承认执政集团的私利.中文里的“党”,字面“尚黑”,是光明正大的对立面.英文里的“党”party的词根是part,意思是部分而非整体.所以,中华向有“君子不党”之说.中国不是、两党、三党、那种西式“议会党”.这个当代执政集团政治上统一,但政策取向多元化,政绩竞争异常激烈.正因为有了这个统一、中立、先进的执政集团,才有中华走向富强的坚定目标,才有人民的团结,才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干扰而维持绩优选拔.才能有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才能拒绝以军代政、武装割据,才能抵抗族裔至上主义者分疆裂土,才能抵抗海内外宗教势力干政.有了这个集团,外国势力就难以分而治之、予取予求,就能高速完成工业化.

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与美国的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中国的分工制衡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不可能绵延2000多年,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尚黑”,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的主义,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成为“新朝”核心.于是,中国朝代兴衰循环,政治文明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怎样判断政治体制的成败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中华政体不“完美”.正如美国体制也不“完美”.现实条件迥异,生活矛盾重重,历史不断变迁,不可能有“完美”不变的政治模式.“完美”模式概念来自中世纪蒙昧主义,属于神学而非科学.信奉某种政体“普世”,而且会自动“逐渐趋于完美”,是反历史,反智的.

政治体制的成败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论长寿之方是科学,论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是人设计的,也是人来执行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精神腐朽了,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挡不住.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国家是历史的,兴衰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逃出兴衰的自然法则.中国不能,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美国也不能.宇宙尚有兴衰,何况国家与人.中国在兴还是在衰

如何判断政治模式的成败政治哲学家卢梭曾经写过一部经典论文《社会契约论》,其第三卷第八章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其次一章是《论一个好的政府》.其中这样说: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卢梭的答案是善治的功效,即促进人民福祉的结果.我想不出比实用主义更好的答案了.今人羡慕发达国家制度,也主要是因为那里人民的福祉,尽管美国有,英国养着国王,日本任人唯亲.

从宏观历史功效上看,中国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中国领导的政府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循环调整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中国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

1949年以后,应人民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平等体系.十年后到1959年,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大饥荒.但两三年后才知道,社会平等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这个体系使我国解决了近代史以来的两大根本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平等的制度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还有收入,都高度平等,有力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然而,这套平等体系的成本也很高.人民缺少自由,缺少劳动积极性,导致了日常消费品生产严重短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民期盼富裕的生活.

三十年后重新出发.1979年,回应人民的要求,改变了政策,逐渐拆掉了原有的平等体系,开始推行市场化.又是十来年以后,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

“”.但两、三年后才知道,市场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但这套制度的代价也很高,代价就是我国眼下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正在从东部向中部乃至西部扩散.第二是严重的不平等.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的不平等迅速扩大.第三是严重的官员腐败.

三十年后又重新出发,再次调整政策,已明确决定要在相对富裕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平等体系,控制腐败,治理污染,在住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让城乡全体中国人享受到平等的实惠.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从现在开始需要坚持再一个三十年.建立平等的社会体系,中国不仅有经验,还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平等的社会,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谋福利,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也是传统儒家信念.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

大国恒定有大问题,大国解决大问题就导致人类的大进步.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进步注定会被妖魔化.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有个与现实中国截然相反的的镜像:一个黑暗无望的中国.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国必定有些精英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念,甚至自挖墙脚,准备“跳船”.迷信存在一个万能的“先进体制”,就无视中国克服困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就给自己无能,甚至贪污腐败找到了借口,就信奉拆故宫、建白宫.于是,继挨打、挨饿两大问题后,中国又面临挨骂问题,特别是挨自己内部一些精英们骂,骂自己的基本政治体制.大国在符号战中战败“”体现了新型的世界战争.

中国当代政体深植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深植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大的学习及应变能力,故能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仅仅一个甲子的时间,不靠战争掠夺、不靠殖民,中国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世上最庞大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了最庞大的工业国,高速迈向强大、富裕.眼下的西方无疑仍比中国发达;赶上发达国家的强大和福祉水准,是中国历60年努力后仍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中国处于高速变迁的过程中,60年的快速进步是真实的,举世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