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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早,企业家社区正和岛贴出一篇短文,成为一颗不小的炸弹,在“岛内”、“岛外”炸开了锅.
原来,几天前柳传志召集正和岛等十来家公司讨论“抱团跨境投资”,正和岛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在文中称,“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黄万万没想到,他的帖子正好撞上曾成杰被决,吴英告东阳市政府这一时间节点,激起一波“在商言商”大讨论.
一个月后,正和岛余震未消,马云接受香港《南华早报》专访时,一番言论又掀起一轮“非商业风波”.虽然阿里回应记者采用不正当引述,嫁接了马云观点,但在海外IPO时期,敏感话题+敏感时间段或许会对阿里造成一定困扰.
企业家到底该不该谈论政治,又应该和政府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才能产生“美”? 柳传志气退“岛亲”
正和岛被外界称为“企业家Facebook”,用户需要邀请和付费才能上岛.岛上有柳传志、马云这样的“大佬”,但更多是中小型企业主及公司高管.这些用户被称为“岛亲”,相互关注的人以“岛邻”相称.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圈内圈外的讲话都会被赋予某种深意.黄丽陆的这篇短文发出后,很快得到正和岛中小企业主们的膜拜.有人称之为“柳老的大智慧”,并“感谢老爷子提醒,谨记老爷子教诲!”
一家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甚至还发表近两百字的心得：对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来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生意上更成功,持续成功.经商不丢人,赚钱不丢人.何况适合做生意的人也不一定适合搞政治等黄丽陆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相信既是他（柳传志）的敏锐,也是他的深思熟虑,很值得岛亲们深思等”
然而,在“岛民”的一片掌声中,却站出一位醒目的反对者.
62岁的王瑛,80年代后期从研究所“下海”经商,目前是北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自称处于“半退休”状态.6月16日当天,她在等一个饭局时,在手机上看到黄丽陆贴出的文章,毫不犹豫地就发布了一则“退岛帖”——“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等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
王瑛愤而退岛的原因之一,正是那句“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表态.“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政治表达被处罚的企业家有几个?因为和权力勾结而获罪的企业家又有多少?为什么大家对前者噤若寒蝉,但对后者前仆后继?”事后,王瑛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 “要跟政府谈恋爱,但不嫁给他们”
事实上,柳传志并非第一次做出“在商言商”的表态.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曾表示：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等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今年5月,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当然,谈政商关系并非柳传志的个人喜好,很多大佬都把这一略带敏感的话题作为演讲主题.
出身于部队大院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他从不惧怕官场,并擅长和政府打交道,位于石景山的万达铂尔曼酒店是每年全国的政协驻地之一.据悉,曾有一位地方官员来万达拉项目,因为没有完成任务在万达的走廊里失声痛哭.王健林的名言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2012年9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他表示,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
而气质更加特立独行的马云,也显得更加任性.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马云说：“我们要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们,永远不跟政府做交易.我想这是因为我更相信市场.这些年我知道,如果不与政府合作,他们就会有更多误解、会猜疑.如果我不跟政府合作,会有烦.”
此外,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等都曾在公开场合谈论政商关系.王石的态度是“不行贿”,冯仑则表示“跟政治家保持‘精神恋爱’就好,跟政治家‘不上床’”. “外包”关系
大佬们在与政府打交道的摸爬滚打中总结理论,在商界还流行《厚黑学》、《长短经》、《曾国藩用人书》之类,集中中国古代权谋智慧的书籍.尽管这些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著作,但却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
“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甚至还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盈利”模式之一.几乎每一个利润丰厚的所谓“老字号”企业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群官员的身影若隐若现.清末的大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企业家,其中不乏“市场政治家”.
直到今天,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依旧是显著的盈利模式.我们不难看到,在每一个倒下的腐败官员背后,几乎都能看到企业“老板”的影子.2005年,兰州政坛地震中倒下的官员就是明明白白的证明.
从古至今,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在中国,你不理政府纯粹是忽悠,在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但你要把握好关键,不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表示.不过,美国企业要比中国企业幸福得多,他们可以把复杂的政商关系“外包”出去.
“政商关系人格化水平” 是一个创新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建立在议会制和集体谈判等成熟的制度基础上,总体处于高度非人格化水平.而中国社会缺乏成熟的制度基础,也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等法治条件.此外,中国传统的“人情”文化,具有浓厚人格化特征的社会关系网无孔不入.因此,中国民营企业要发展壮大,很难摆脱一定程度的人格化政商关系.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国政治与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甘思德教授接受《中国企业报》采访时表示,除了直接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行业协会、商会和政府事务咨询公司等相似度检测组织,也会帮助企业维护与政府关系.这些“相似度检测组织”的工作人员大多有着响亮的“前头衔”,如前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前国会议员,前财政部官员等,他们不仅熟悉办公流程,而且熟人好办事.企业主们只需支付给这些相似度检测组织会费,就万事大吉.当然,更关键的是透明. 不要行贿,不要溜须拍马
如此看来,中国企业家只能自力更生.尽管有很多企业家在商场中纵横捭阖,但面对政商关系却不知所措.
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顾雏军一直与地方政府关系不睦,他曾说：“我从来不请地方官员吃饭,应该是他们请我才对,我是财富的创造者呀.”他的结局大家已熟知.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曾提出通过上市来改善经营,但遭到当地政府拒绝,之后提出购写健力宝再次遭到拒绝,最终健力宝倒下成为他一生的痛.
“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表示
事实上,在中国大型国企的政商关系相对简单.例如中石油的董事长是正部级领导,按照这个级别,中石油与上级单位沟通时,不需要通过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越大的行业,政府与企业的职能边界就越难划分.为了与政府搞好关系,很多有实力的地方企业还会设有“驻京办”.不过,如此一来,综合实力较弱的民营企业很少有机会与财政局、发改委直接沟通.为了尽可能多地把握行业政策,很多企业家都想和政府官员成为私人朋友.
怎样和官员交朋友?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努力搞好关系,却不要行贿；第二,少要照顾,多要政策.因为批个条子,给个项目,只是一家企业受益,而促成一项新政策的实行,则将有利于整个民营经济的搞活发展.“当然,企业家还要有自己的人格.在领导干部面前,一定说真话,说实话,千万别领导爱听啥就讲啥,溜须拍马,那样只会自我贬低,把事搞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