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政治:女工、地摊其感官都市

更新时间:2024-03-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839 浏览:19453

【摘 要】 本文以都市电影中的女工、地摊为切入点,联系当时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还原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感官都市景观以及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图.指出围绕着女工的时髦潮流、联系着民生的地摊经济以及强调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主体地位,这标示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都市电影的“世俗”走向,也表露出意识形态对变革中的“个体”微妙的“讯唤”作用.

【关 键 词 】 都市电影;女工;地摊;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都市文学与电影传统中,“摩登女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经典形象,往往被视作都市的代表人物,与工业化都市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反复现身于影视、广告、杂志、报刊、画报、月份牌等视觉媒介的摩登女郎,她们的身体、服饰、姿态、行为将其所置身其间的都市性别化、感官化,“她”与都市(往往投射为男权世界)之间构成了一种要远比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凝视复杂得多的关系.正如都市空间代表着某种“控制、因而亦是支配与权力的手段”,女性及其身体同样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的产物.

一、叙述的政治:女工及其“权力着装”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意识的勃兴,女性审美意识渐渐复苏,“摩登女郎”重新成为感官都市的象征物.回顾“摩登女郎”的历史,民国时期的都市电影、现代文学频频出现的“新感觉女性”,以及商品拜物教时代的物质女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温柔、危险而强势,昭示都市的“堕落”、“罪恶”与“诱惑”.显然,一位既温柔又危险的现代尤物在新时期“启蒙”、“解放”的社会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极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因此,一个从未与“时髦”挂钩,惯常作为革命话语载体的阶层―女工,开始出现在都市的现代性叙述中.

女工在都市中敏锐地观察、捕捉潮流,将来自“香港”、“美国”的时髦货带进工厂、展露街头、引领潮流、塑造都市奇观,这成为《街上流行红裙子》这部影片都市空间构形的主要模式.在交待人物的第一个段落,影片颇有意味的塑造了“一个”和“一群”:身穿白衬衫、蓝裤子、扎着双辫的劳模陶星儿从外地参会归来,被厂里的小轿车接走.前来接她的同伴―三轮车上超载的四位姑娘紧随其后,她们的发型分别是短发、中长发、烫发、披肩长发,服装则为短袖短裤、白色荷叶袖连衣裙、粉色坎肩裙和彩色太阳裙.一方面,发型、服装的差异昭示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所塑造的文化现象:由单一走向多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控;另一方面,人物身份(劳模和普通女工)及行为的差异则象征性地阐明隐性的意识形态规训力量.公派轿车、白衬衣蓝裤子(摒弃了女性特征,为-改革开放前全民统一着装模式)、言行受限制(陶星儿抱怨开会比开飞机还累遭到制止)与超载三轮车、时髦款式服装、叽叽喳喳无视交通规则的强烈反差提供了两种相对立的解读方式.从表面上看,感官都市取得了对抗政治都市的胜利,意味着自由、多元、流行话语对程式、政治话语的超越.

身体及服装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蕴含着与言语类似的权力关系.“与言语行为相似,个人衣着装束同样受到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或社群习俗、文化与意识形态制约.以此为标准,某些装束风格和样式或是受到鼓励,或是受到压制,甚或受到惩罚.”[1]片中的新时期女工倾慕的时髦标准来自香港、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区域,太阳镜、突显曲线的迷你裙、牛仔裤一度成为这一时期都市题材电影的经典符号,展示了新时期中国时装话语的多元性.同时,西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引入也带来了“文化帝国主义”式的后殖民侵略.对于不加选择一味趋从西方时髦标准的态度,影片流露出明显的批判立场.片中农村来的女工阿香为其他女工提供的美国货、香港货实则是经由地摊“出口转内销”的内地货,时装国族属性的置换构成了影片的第一重讽刺;得到紧俏时髦货的众女工对阿香的称呼由“乡下人”转为“阿香姐”的那一刻,言语和时装的权力话语便构成了第二重讽刺.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唯一的“时髦”女性叶芳则被“塑造”的有些尴尬,被蛤蟆镜、连衣裙、高跟凉鞋、挎包包装的时髦女工通过抽烟、喝酒、粗鲁的语言转变为“具有威胁性的客体”.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时装的过度演变有可能沦为社会堕落症候的一部分,时髦也应受道德的约束.


讽刺之余,女工通过相同的路径―变装仪式完成了对自己“主体”身份的构建.按照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总是将个体作为一个小写的“主体”讯唤,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服从于大写的“主体”的训诫.《街上流行红裙子》竭力塑造的主角陶星儿的身体不只受到“约束”,而且被“非性化”,她的身份―“劳模”是一个宽泛的、无性别差异的中性词,是无产阶级及男权世界掌控话语权的典型隐喻.与追求时髦而失去理智与价值立场的其他女工相比,陶星儿借助审美话语获得了支配都市空间的力量.审美话语往往“被用作一个有效手段,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压迫性的父权话语.等将妇女从边缘位置解放出来”[2].通过审美话语消解意识形态对身体的禁锢,还原劳模的性别意识并尽可能弥合新与旧、保守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等时代话题,成功突显了时装通过视觉感官作用于人的心理及意识的强大力量.

二、地摊及其象征性地理

在现代都市,商业区呈现为一种重要的“阈限空间”,既是区隔、边界,也连接着都市体验的循环与流动.不论从体制还是视觉上看,商业区都表现为某种“权力的景观”,其资本的流通“横跨于公私权力之间”,生动地呈现出“社会控制的各种形式”[3].不论在何种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之下,消费都超出了单纯的购写意义.

“个体户”作为改革开放初期首批游离于国营商店、供销社等计划商贸模式之外的商人,创造了一种灵活、机动,既游离于权力、规则,又或隐或显受制于斯的无政府主义消费模式――“地摊式经济”.这个独特的地理景观“形成于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是不受常规约束的等可以纵情娱乐的地方”,这个“阈限空间”在平民大众间创造了这样一个时刻,即“普通人进行挥霍和炫耀的时刻”、“正常社会的行为规范统统被颠覆”[4]的时刻.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和消费被重新纳入市场体系,权力话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空间的重建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地摊以其模糊的政治身份和对“公共规范”的颠覆形象地回应了这一变革.《街上流行红裙子》、《赤橙黄绿青蓝紫》、《雅马哈鱼档》分别呈现了三种地摊空间:服装摊、煎饼摊、鱼档,直接关涉普通人的生活大事:衣和食.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变存在观念、时间上的过渡,供求的不平衡以及意识形态遏制依然存在,这表现为对特定商品消费的限制,如《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写外国货需要消费卡,阿香的农村哥嫂进城写家具却必须出具单位证明;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解禁创造的相对宽松空间里,有关“民生”的强烈需求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控制,“个体户”、“倒爷”以及相应的“地摊经济”便是在这种商贸需求中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的服装摊在满足日常穿着需要之外承担了大型百货公司、商场、杂志、世界都市时装秀场的功能:引领时尚和潮流.《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出现的大多数时髦道具均来源于此.服装摊摊主“小铃木”骑着摩托车穿越于各个集贸中心,将来自“美国”、“香港”、“日本”的时髦货(太阳镜、牛仔裤、迷你裙)投向渴望与世界潮流接轨的女工.事实上,由于经济、政治遏制等原因,正宗的外来货在、数量、购写凭证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地摊位创造的新的消费空间是借助于“山寨”和“模仿”而构建的,必须通过虚检测的承诺(阿香谎称衣物来自于香港的哥哥,小铃木则“承诺”衣物是“正宗”的美国货)和西方标签获得其身份的认定.

与服装摊身份被质疑的遭遇一致,操作地摊的人也难以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同.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中,工作身份几乎等同于个体身份.“工作不单是一种收入来源,它还为人们提供着意义和身份.人们被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所定义.等职业不仅是谋生手段,它们还代表着成败、声望、相对社会地位、权力和影响.”[5]以摆地摊为业的人往往是游离于主流世界的边缘人,如刑满释放人员(《本命年》)、待业青年――“街边仔”、“街边女”(《雅马哈鱼档》)、叛逆分子和混混(《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叛逆”工人刘思佳和混子工人何顺在工厂门口摆煎饼摊引来轩然大波.这个段落颇有意味地呈现出几组意识形态的冲撞.颇为讽刺的是,被各方“声音”质疑的摊煎饼行为却因为“便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此不同,以开放多元闻名的广州为背景的《雅马哈鱼档》明确地指出经济与为人之于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不回避金钱,但强调取之有道.与广州市民的日常饮食发生重要关联的“鱼档”是片中一个重要的象征物,既是无业青年阿龙、海仔、珠珠得以确立其生物主体(自食其力、发财梦)的根基,又是其精神主体(阿龙、海仔摒弃投机取巧、等社会恶习认真做人、认真做事;珠珠放弃澳门客的追求)得以升华的载体.通过“雅马哈鱼档”的起步、失败、重建象征性地宣告了个体工作者合法身份的确立.地摊及其象征地理空间在政治-民生的夹缝中,为普通人提供了“狂欢和炫耀”的“挥霍性消费”,并以此抗拒意识形态规训,建构出一种立足于尘世关切和平民视角,全新的解读感官都市的方式.

围绕着女工的时髦潮流、联系着民生的地摊经济以及强调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主体地位,这标示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都市电影的“世俗”走向,也表露出意识形态对变革中的“个体”微妙的“讯唤”作用,一个游离于新与旧、保守与现代、单一与多元,但总体呈现出理想色彩的改革之都形象就此建立.

【参考文献】

[1] 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与视觉上海(1927-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44.

[2] 张英进,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00.

[3] 汪民安,陈永国等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15.

[4] [英]迈克克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114.

[5] [英]约翰伦尼肖特.郑娟,梁捷译.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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