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理论的批判性是由客观对象的批判性决定的,反映对象本身的新陈代谢是自我批判,对其他对象的批判是对他批判.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具有这两种批判性,但彼此没有联系、都不彻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的古典学派的合理内核也包含这种批判性,并将它发扬光大,将对他批判与自我批评联系起来,转化为全面的科学批判.我们今天仍应继承马克思批判性这一科学遗产,特别是对他批判.
关 键 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古典学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学批判,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法.资产阶级学者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赋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随着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就走向破产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继承这种批判性,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代,充分地张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过各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学派活跃和兴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心虽已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但重商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批判.而资产阶级“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为此,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
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经济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重心的转换,深入生产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因而这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为此,它就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
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社会总资本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有机构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地提高地租,大大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积累.因此,为了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辩解；二是批判已经不合时宜的先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为先前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已经转型了的资本运动的需要.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辈.相对而言,前者是一种“对他批判”,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批判”.与此相适应,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他批判比较犀利,自我批判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始终全面自觉地实施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部分实施的.
斯密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后者以流通过程为对象,并且只是简单地描述流通过程的现象,这种方法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并且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连马克思也称之为“生理学研究”.这样从对象到方法的批判当然会导致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显然,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的批判,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论具有一种扩张力,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斯密看来,地租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这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对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还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懒惰和无知.但是,受当时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学,也没有意识到批判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觉地反映过程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因而不能通过自我批判解决他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跖,反而形成双重而自相矛盾的规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觉、不科学和不彻底,限制了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较为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求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积累以利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型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关系却是地租不断增长,严重限制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扩张和积累能力.显然,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并且充满矛盾的斯密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因而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业转型发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论,批判、克服斯密理论中特别是价值理论的明显矛盾,将它推向深入.这种批判重点在修缮基本理论,实际上也涉及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显然,这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二是对当时相当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批判,这是“对他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这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对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等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等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尽管李嘉图不能合理地处理好基本规律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它就把庸俗经济学所尊崇的“虚伪的检测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显然,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间接批判.
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更加激进.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证明,土地的私有制等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等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这与当时土地所有者的无耻辩解有直接关系.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等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因此,对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所以对土地所有者理论的批判就更为有力.
关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从总体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理论的发展不仅与资本运动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分别对待批判的对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够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现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这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论张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批判都奠定在较合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强制抽象”,使其价值理论并非完全科学化,“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检测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且,无论在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都不能从各自的理论发展中体现理论的自我批判,只能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才能看到这个学派的自我批判.可见,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觉和彻底.因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这也决定了它的批判性开始消失,从而在面对更复杂具体的经济现象时只能抱残守缺.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义上,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和批判继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资本论》手稿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冠名,此后,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成《资本论》的副标题.无论哪个阶级的人认真看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种扎扎实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学派的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观地再现资本运动,对其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批判,即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尽管他所代表的未来社会还未出现,但资本运动包含的各种否定性因素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他是反映、代表这些否定因素对资本运动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是跳跃式地质变、被另外的过程所代替的.
如果说,“对他批判”是新的过程对旧的过程的批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过程的新阶段对旧阶段的批判,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之间缺乏联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与代表未来社会新过程对资本运动旧过程的“对他批判”却是紧密联系的.他发现,正是资本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够彻底战胜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由于被批判的对象、过程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还要对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实施反批判,更要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批判是与武器批判相联系的.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与他的阶级立场紧密联系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他来说,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但不是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而是深入经济过程分析其运行的根据及其必然发生的变化.它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不仅所依据的方法论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方法的透彻批判,在此基础上创立真正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等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涵着等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州.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他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因而对资本运动只有共时态的考察,而否认其历时态的运动.因此,即使是李嘉图,其理论的对象、方法、内容、批判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其对象看,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从而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他指出,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还都免不了两个错误：“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从而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与此相联系,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
马克思还批判古典学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但又使它们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图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等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跳过必要的相似度检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方位地批判他们理论的内容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等理论谬误.”等正是这种错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其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马克思既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客观上批判“三位一体公式”错误的“伟大功绩”,又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等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检测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这些“对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种制度、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还因为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维护它的理论,决不可能通过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论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接近社会表象,以顺势阐明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使理论具体化,同时也解决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统一、李嘉图企图强制使之统一而破产的难题.另外,还有些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这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历时态的资本运动的阶段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起点、初级阶段、较为发展阶段“资本家幼虫”鸲、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的逐步演变,随着理论逻辑阶段的上升,后一阶段的理论规定就超越、扬弃了前一阶段的规定.这是以理论的逻辑发展来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来反映对象的历史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是紧密联系互动的.即以对古典学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很不相同,其理论都分别与他们对所处时代经济过程的认识有关,所以对他们的错误只能在相关的研究阶段分别批判,并分别成为进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骤.同样的,马克思由批判而实现的理论发展也反过来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对庸俗经济学,《资本论》也是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据新阶段的研究来批判的.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并且还可融入实践过程中.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不是单单指向对象某一时点,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及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应注意张扬批判性
彻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优秀品格,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因而当然是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的批判而言,我党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都始终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国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这些“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的作用.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就坚决地批判了国内某些人否定、曲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中,坚持、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进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将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与“对他批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将它们比较系统地以一定的逻辑表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理论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或教科书,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比专著更为众多、广泛,而且更系统、通俗,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种批判性的阐述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透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及其积极作用,既应将理论的发展即“自我批判”讲透,也应有必要的“对他批判”.在介绍基本原理的发展时,应该阐明两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批判无论从对象、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阐明,“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阐明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自我批判”.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沿着它的逻辑、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原有理论发生转型,以联系发展了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绝大多数民众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结合市场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也是对发展了的具体过程的新规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着它要根据改革开放的阶段发展,检测前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问题,探索新阶段的改革规律.这种“自我批判”也离不开“对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基础上,从中分离出一般过程,并且只让它在经济资源、而不让它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作用,更不是对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简单照搬.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对他批判”.一方面,是对当怎么发表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外兜售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它极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张进行坚决的明确的批判.但也不宜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经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还必须用最新的事实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判,说明它已经在俄罗斯的实验中遭到可耻的失败,说明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宪法,特别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对西方经济学中专门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在借鉴的时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不利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事情或倾向、言行进行坚决的批判.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现在很多人却有意突破这一根本性规定,极力宣扬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和地位.这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在现阶段,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尽善尽美的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弊病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也是必须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实际的（不是理论的）市场经济青睐有实力的主体,它通行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竞争机制会激起人们对财富的尽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导致财富过多过快地集中在实力强大的主体手中.它的调节大都是滞后的、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而纠正.还有,在现实过程中,也有许多偏离改革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例如,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且居高不下,过度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的优化、资源环境的保护,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个别黑心企业主盘剥工人的现象存在,经济腐败急剧发酵等等,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套用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就事论事,而要依据现阶段发展了的理论,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新的阶段、条件而转型的理论来批判.
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一种理论再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意义.如果人们对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已经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也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占有率”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