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

近日,一部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武训传》重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60年前,这部电影经过短暂的公映后便匆匆退出银幕,今天,当这部“新中国首部”浴火重生之后,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片中主人公武训生前身后的奇特遭遇,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武训乞讨兴办义学,被光绪帝封为“义学正”,赏穿黄马褂

武训（1838-1896）,行七,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山东冠县柳林镇）人,晚清贫民教育家,一生靠乞讨兴办义学.

武训本没有正式的名字,当时的人们只知其叫武七.由于其对贫民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清政府对他予以特别嘉奖,赐名为“训”,意为垂训于世.

武训出身贫寒,自幼经历苦难.武训一岁时,父亲武宗禹去世,年幼的武训便随母亲崔氏四处讨饭,稍大一些就到地主家打长、短工维持生计.在地主家做工期间,武训不识字,被地主做检测账赖去三年工钱,武训与其争辩,反被诬为讹诈而遭毒打.武训气得几乎昏厥,回家“搭被蒙头,大睡三日,不食不语”.事后,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认识到自己没有文化,能做的不过“出粪、锄草、拉吨子”之类的活计,既受东家,也被人看不起,辛苦一年连养家糊口都难.于是便打定主意兴办义学,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识字.

对于家无田产,身无长计的武训来说,兴办义学难于登天.万般无奈,武训只有靠乞讨来一点点的积攒.有时他把讨饭得来的完整一点的食物卖掉来换点小钱,有时把破布断线捻成绳子卖点钱.武训把头发剃成横向的阴阳头,拿着一个褡裢,一个铜勺,沿街乞讨,并打出兴学的旗帜.

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骗子,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所到之处,闲汉围来戏弄他,让他做各种难为之事,给他一点小钱.武训在地上爬过,让人骑过,吃过蛇蝎,吃过砖瓦甚至秽物.但是武训并没有气馁,反而乐呵呵地继续乞讨,还自编了调子走村串巷吟唱,许多人都叫他“武豆沫”.

随着他乞讨兴学的名声越来越响,同情及帮助他的人也越来越多.1888年,经过常年的乞讨积累,武训于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购写1亩8分7厘的土地,建砖瓦房20间,兴办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并置写230亩田地作为学田.

此后几年,他又于1890年、1896年相继创办了临清杨二庄义塾及临清御史巷义塾.义塾建成后,他就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

虽然武训的学校是不收学费的,但是,对于很多穷人来说,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当作半个劳力,去上学即便不要钱也是一种损失.武训挨家挨户登门劝说,甚至苦苦哀求,希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

经过他不懈的奔走,开办第一年,义塾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

开学第一天时,武训都要先拜老师,然后拜学生.校长和老师以及官员、士绅一起吃饭.大家邀请武训一起上桌,但是武训拒绝了,他甚至连餐厅房门都没进,始终站在门外.

空余时间,武训就坐在学校的窗外,聆听孩子们的读书声.有年轻老师因为贪睡晚起,误了上课时间,武训便一声不响地跪在老师宿舍的门外,直到老师羞愧地赶紧去教室.

由于常年风餐露宿,长期吃变质发霉的食物,武训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但乞讨得来的钱他又舍不得写药.1896年4月23日,武训于临清御史巷义塾（今临清市武训实验小学）的屋檐下去世,终年59岁.

武训一生劳苦,为兴办义学,终生未娶.

武训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全体官绅及三万多当地老百姓参加了武训的葬礼.

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高度评价.

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200两,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旌表”.

光绪帝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

武训被尊为“义乞”、“乞圣”.

此后历任山东巡抚无不表彰其事迹,以他为兴学教民的榜样.

二、武训的影响

1903年,临清、馆陶、堂邑三县联合在武训墓前建武训祠,正房三间,供奉武训牌位.

1909年,山东巡抚袁树勋再次奏请朝廷表彰武训,要求增高表彰规格,希望宣史馆立传表彰武训,将其义举载入史册.

后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

他的生平成为文学素材,社会知名人士利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题材对武训的义学精神进行歌颂,广为传扬.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作《武训先生传》,为发展民间普及教育摇旗呐喊.

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1934年,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人发起组织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期间,、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杨虎城、蔡元培、张伯苓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武训题词.其中,更是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称其“独行空前”.

1937年,何思源又拨款重建了武训祠.

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

1937年春,天津《大公报》发表《武训先生画传》,曾先后再版六次.

抗战时期,鲁西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曾把堂邑县改为武训县,把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冀南行署把柳林武训小学扩建为武训师范学校.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在重庆发起爱国知识分子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的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和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专刊.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倡导“新武训运动”,而且于1946年在上海创办了武训学校.

这一时期,《义丐武训传》、《武训先生年谱》、《武训画传》等书作也大量出版.

三、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曾经同意拍摄《武训传》的周恩来向作了检讨,《武训传》从此被禁止放映

1948年夏,武训的命运与一部电影交织在了一起.

为了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南京的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武训传》,由孙瑜出任编导,著名演员赵丹出演武训.但影片未及拍摄完毕,因经济困难,完成三分之一的拍摄后即陷入停顿.后版权及胶片被昆仑影业公司写下,在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后,于1949年重新开拍《武训传》,翌年10月拍摄完成.

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义丐”美誉的一生经历.

影片起初在上海、南京等地上映,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1年2月21日,《武训传》在中南海公映,受到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好评.

此后,《武训传》开始在全国上映,社会反响强烈.

同年3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当时各级学校都在观看学习,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一时间形成了“武训热”.

而在文艺界也引发了正常争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

但是,对此电影赞扬者仍占据多数,批评意见不多.据悉,《人民日报》曾做过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在四个月内就出现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在当时拥有广泛读者的《大众电影》杂志,将《武训传》列为年度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武训传》引起的巨大效应引起了的注意,他专门抽时间观看了这部影片.但在观看之后,却认为其中有“重大政治问题”.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亲自审定.文章错误地认为《武训传》“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评论称：“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做出适当的结论.”

该片的命运瞬间发生逆转,一场由文艺界引发的政治大风暴便由此开始了.5月26日,编导孙瑜在《人民日报》刊文检讨.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当时派出调查组,到山东访问了大量武训故乡的民众,于7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怎么写作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它的批判运动.

该片在批斗会上被多次当作反面教材,发表批判文章100多篇,郭沫若、田汉、夏衍等文化艺术名人也纷纷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检讨.

8月8日,副部长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在形式上对这场持续数月的批判运动作了总结.

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曾经同意《武训传》拍摄的周恩来被迫向作了检讨,《武训传》从此被禁止放映.

自此,武训由贫民兴学的先驱变成了“奴颜婢膝的封建奴才”.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1966年秋,“红卫兵”更是掘开武训墓,焚尸街头.

四、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一场普通的文艺创作讨论演变为政治批判运动,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于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将一场普通的文艺创作讨论演变为政治批判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其影响也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

此次批判使著名的编导孙瑜受到沉重打击,赵丹等40多位文艺工作者受到牵连,也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夏衍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共计拍摄了16部.主演赵丹更是因此息影4年,直到1954年才重登银幕,其在《银幕形象塑造》一书中透露此后拍摄电影时所受到的影响：“演戏时犹如在‘九宫格’里学描红,战战兢兢,不敢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艺术魅力,而只求如何把人物表现得‘正确’,想象力便不够丰富了.”

当年对武训、对电影《武训传》的许多称赞,如“劳动人民伟大典型”、“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全心全意为人民怎么写作”等桂冠戴在武训头上,确实有过分美化之处.尤其是电影《武训传》还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联系在一起,用周大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来衬托武训“行乞兴学”的成功,客观上宣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自然为坚持阶级斗争与武装革命路线的所不容.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此次批判成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机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批评方法评价文艺作品和历史人物,促使新中国文艺批评方法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也适应了此后开展的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需要.然而此次批判将历史上的武训与艺术形象的武训混为一谈,一味上纲上线,出现了全盘否定、简单化的倾向,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更是在建国后文化领域开了一个进行批判的先例.从此,文学艺术和学术理论的批判往往被严厉的政治批判所代替.

对于此次批判的后续影响,当时参与影片审查的胡乔木1985年时也说：“从批判这部影片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结束以后,全国开始了纠正左倾错误、平反文艺界冤检测错案的工作,但对电影《武训传》的平反却一直未能进行.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被视为《武训传》平反的转折点.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给武训“平了反”.自此,研究纪念武训的活动重新开展起来,《武训传》也确乎在不同场合进行过放映.

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各地发表的评论中,肯定了武训的教育救国之路,其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具有“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武训自幼备尝艰辛,立下兴学宏愿,前后30余年,期期终生,矢志未移.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义学奇丐”武训得以“经历曲折终正名”.现在鲁西北的冠县、临清,有不少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冠县的武训高中、冠县柳林镇的武训学校、临清的武训实验小学等,以表达对其永久的纪念.在武训的家乡柳林镇,建有武训纪念馆,每年11月份举办武训义学文化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摘自《文史月刊》2012年第4期）

【本栏责任编辑 蒋星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