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小说历来为传统文人所轻视,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将它提高到文学最上乘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小说自身的特点适合为政治怎么写作,“小说界革命”中小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功利性,而这恰恰吻合了传统文论重社会功用的要求,由此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获得了与诗文同尊的地位.
关 键 词 ：“小说界革命” 小说 政治功利性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历来被视为“小道”、“街头巷语”,是“壮夫不为”的“稗官野史”,多用以补正史之缺.1902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发动了“小说界革命”,将其推到“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小说为什么能在政治运动的浪潮中居为高位,与诗文同尊呢?本节拟从功利性角度探讨其因.
一、小说功利性的体现
“戊戌变法”前后维新人士已开始关注小说.1897年,严复、夏曾佑共同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该文配合维新变法,认为小说“易传行远”的特点可为政治怎么写作,欧、美、日的开化往往得小说之助,欲效其法,故在文章结尾明确提出“使民开化”是小说的最大宗旨.1898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首次把政治与小说直接连接在一起,提出了“政治小说”的说法,并指出小说为国民之魂,西方各国及日本的变革与政治小说是紧密相连的.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指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等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小说相对于经史而言,因其通俗性而与民众更亲近,借小说更易于教育百姓.1902年,梁启超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再次强调小说的作用,以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和改革、社会有紧密联系,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②可见,小说之所以被提到显赫的位置,盖因其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治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冲淡了一切.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中心环节而展开的,经常怎么写作于它,服从于它,自身的个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③“小说界革命”正是这种现象的充分体现,它从一开始就过于注重小说的社会作用而忽视其娱乐、审美等功能.故在后来的发展中,夏曾佑、狄平子、陶佑曾等人纠正过于强调小说社会作用的弊端,以为小说具有社会作用,它来源于社会,是社会的反映；徐念慈、黄人、金松岑等以为小说既具功利性,也有审美性；王国维更是远离功利,从审美角度分析小说等从小说的功能而言,“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过度强调是不利于小说发展的,但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需要后来者不断纠正和弥补才能走向完善,因此从功利性角度来提高小说的地位无可厚非.只有把小说和开启民智挂钩,才能促使人们关注小说.“小说界革命”是维新派人士的一个明智选择,这不仅使政治受惠,对小说自身也大有益处.毕竟自此小说不再被文人轻视,其社会功用也得到关注.
维新人士注意到小说的社会作用是小说和政治挂钩的前提.正是政治改良的先驱们发现了小说有拯救民族、挽救国家、启蒙民众的巨大影响力,才使他们积极倡导小说革命,大力推动新小说的发展.这就给了本来被认为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小说一个因政治而介入历史发展的机会,其地位也今非昔比了.由于现实,政治话语进入文学领域发挥作用,所以当时大多文论家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文论家.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维新人士都是文论家,但文论为不少维新人士提供宣传政治的武器和工具则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与文论的亲密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建构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乃是维护集权统治的最重要的政治手段之一,而文学又是建构一体化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于是文学理论就充当起政治权力操控文学的相似度检测：政治权力通过文学理论向文学发号施令,使之臣服于自己的权威之下.此时的文学理论就成为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政治话语.”④文论带着政治家们的思想和理念担当起重要的使命,成为为政治代言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界革命”不是由主流阶层发出的话语,而是维新人士为了其政治理想借助文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所建立的政治话语,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弦更张的勇气,所以即使他们注重小说的社会作用,以为小说可“开化民智”、“使民开化”,但最终“改良主义者的目的,也原非要推翻封建制度,他们提倡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怎么写作的要求,就是希望通过小说反映现实,以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幡然思改,在封建政体中进行改良”⑤.说到底,小说被政治家视为其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或手段而已,“小说界革命”视阈中的小说体现了极其浓厚的政治功利性.
二、小说与诗文同尊的原因探寻
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小说因适合维新人士的政治需要,作为一种文体被有意识地提高位置.从“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来看,它所受的阻力并不如“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大,个中原因我们不妨从“三界革命”的具体内容析之.“诗界革命”是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的,以为“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⑥,故希望诗界能出现哥伦布之类,所做诗要符合三个标准,即：“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⑦“文界革命”也是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的,他十分欣赏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文章,夸“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⑧,可见善以欧西文思入文是“文界革命”的起点.而文体变化是主要内容,他提倡“新文体”,正如他自己所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⑨“小说界革命”的内容如前所述,主要是认为小说具有开启民智、使民开化的作用,把它与社会联系起来,把它从“小道”提为与诗文同尊的位置.
“诗界革命”只得到丘逢甲、黄遵宪、夏曾佑、蒋观云等的响应,“文界革命”引来传统文人的谩骂,而“小说界革命”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使小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从以上所述“三界革命”的具体内容来看,笔者以为“小说界革命”受到阻力小、获得最广泛的认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从小说的社会功用角度契入的,而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恰恰是中国文论历来所提倡和强调的.所以以社会功用来提高小说的地位正吻合了传统文论的要求.从小说的社会作用入手,维新人士的这种策略没有遭到传统文人的抵制,反而是获得了普遍认可,于是小说的地位有了极大改观.即使像林纾这样保守的古文家,也认同小说的社会作用,在其翻译的小说序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在《不如归序》中言：“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⑩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时入侵和社会的衰落,林纾希望通过自己翻译的小说能有益于今日之社会,能唤起人们的强国保种意识：“敬告诸读吾书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等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11}国家的命运使社会各个阶层达成共识,即利用文论、文学激发国人的爱国情以爱国保种：“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12}
“文以载道”历来是中国传统诗文的功用和价值,一旦小说也被指向具有“载道”功能时,它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和诗文平起平坐了.“小说界革命”从一开始就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这就极其容易使传统文人接受,所以它所受到的阻力就小.由此可以看出,“小说界革命”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相比较而言,它的影响更大、波及面更广泛.这也正如陈平原所言：“‘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维新派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而提出的；但其基本主张适逢其时,很快打破了政治上党派的局限,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因此,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的‘新小说’理论家,在关于小说的功能及表现特征等理论主张上,并不曾势不两立.”{13}小说的作用被认可,地位由此得到提升.
总之,尽管是维新人士出于政治需要,视小说为“新民”的强有力之工具,从而才重视小说提高小说位置的；尽管小说的实际作用并未如梁启超等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但是把小说从“小道”一跃提为尊位,引发当时人对其思想及形式等的探讨,终归是促进了小说的极大发展.所以,出于政治考虑的“小说界革命”不仅帮助维新人士重新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使小说自身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获得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①{13}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27.
②⑥⑦⑧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梁启超全集（第二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86,1219,1219,1220.
③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9.
④ 李春青.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J].文学评论,2006（2）.
⑤ 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69.
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5―86.
⑩{11}{12} 王钟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A].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55,185,285.省略